转变是慢慢发生的。七十年代初期，大陆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陈秉正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立场。

他托那人帮他弄来大陆的报纸和刊物，一篇一篇地看，一个字一个字地读。

他看到那个曾经一穷二白的国家，在短短二十多年里造出了原子弹、氢弹，卫星上了天，油田出了油。

他想起小时候在老家见过的那些面黄肌瘦的乡亲，想起逃难路上看到的饿殍遍野，那样的日子，真的再也没有回来过。

他开始相信了。

不是被说服，而是被事实说服。

上个月，一个普通的周四下午，陈秉正把自己的入党申请书交给了那个人。

“秉正，”那人握住他的手，眼眶有些发红，“我等了你三十多年。”

回忆如潮水般退去。陈秉正眨了眨眼，发现自己还站在办公室里，对面是等待他回答的黄罗拔。

窗外的维港夜色依旧，霓虹灯在水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像一幅流动的油画。

他深吸一口气，收回了飘远的思绪。

“黄先生。”他重新开口，声音平静而笃定，“你回去告诉赵先生，我可以帮忙，但我有一个条件。”

“陈先生请讲。”

“我要见赵先生本人。”陈秉正把文件推回到黄罗拔面前，目光直视着他，那双眼睛里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不是通过电话，不是通过密电，是面对面。有些事情，不见面说不清楚，也谈不拢。”

黄罗拔略作沉吟，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