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结果让他既沮丧又隐约兴奋，那枚若隐若现的徽记要么属于一个极其冷僻的组织，要么来自一个从未被档案记录在册的秘密机构。

万般无奈之下，他想到了应夫人。

赵振国专程带着礼物，登门拜访。

应夫人戴上老花镜，端详了许久，眉头微微皱起，说：“这东西。。。。。。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但不是在我自己经手的东西上。

我有一位老朋友，叫孟昭伦，在龙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室工作，专门整理民国时期的地方武装和秘密团体档案。

你去找他，就说是我让你去的，他一准儿能认出来。”

赵振国当天下午就赶到了社科院。

孟昭伦是个干瘦的老头，秃顶，鼻梁上架着一副厚厚的黑框眼镜，手指被档案纸磨得发白。

他接过赵振国递来的信封背面照片，只看了一眼，便抬起头来，目光穿过镜片审视着赵振国：“这东西，你从哪儿弄来的？”

赵振国含糊地说是偶然所得。

孟昭伦沉默了一会儿，从柜子里翻出一本泛黄的内部资料汇编，翻到某一页，指给赵振国看——那上面印着一个极为相似的图案。

孟昭伦解释说，这是抗战末期“北方情报联合体”的临时识别标识，这个联合体由军统部分分支与华北伪政权中的某些投机分子私下勾连而成，活动极其隐秘，存续时间不到两年，相关档案在果党撤退时被大量销毁。

赵振国心头一震，他终于知道了那枚印痕的来龙去脉，但这也意味着，给他递纸条的人，与果党残留的潜伏系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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