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排在第三个发，前面两个讲的是“企业破产制度的法律框架”和“沈阳防爆器械厂破产的教训与启示”。

“各位领导，我今天不谈理论，只讲一个案例。”他把黄罗拔在老家收购三个破产工厂的过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从港商接盘的条件到工人的安置方案，从土地盘活到商贸城建设，每一个数字都精准到百位数。

讲完之后，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一位戴眼镜的司长先开了口：“赵振国同志，你讲的这个‘零成本收购’模式，我们去年就注意到了。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全国都推广这个模式，会不会出现利用信息不对称、低价圈占国有资产的情况？”

赵振国早有准备：“司长这个问题提得好。我的建议是两句话：第一，公开挂牌，价高者得；第二，设定产业门槛，要求投资方在收购后承诺一定的技改投入和就业保障。投资方不是傻子，但地方政府也不是。只要规则定在前面，就不怕国有资产流失。”

另一个官员问：“那工人呢？工人愿不愿意被私人管？”

“我去三个厂子调研的时候，问过一个干了二十年的老工人。他说：‘只要每月能按时发工资，谁管我都行。’”

赵振国停顿了一下，“各位领导，工人是最实在的。他们不关心企业姓‘公’还是姓‘私’，只关心月底能不能拿到钱养家。”

散会之后，那位司长把他叫到办公室，关上门聊了半个小时。临走时，司长从抽屉里拿出一份红头文件递给他：“你先看看，别往外传。”

赵振国接过来，扫了一眼标题，《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的若干意见》。

一份尚未公开的文件草稿。它标志着国企改革从“放权让利”进入“两权分离”的新阶段，而他的“零成本收购”模式，正好踩在了这个时间节点上。

四月中旬，黄罗拔从伦敦发来一份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