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车驶离机场，空气里混着海风和叉烧的甜腻，熟悉的味道让他绷紧的神经松弛了一瞬，也仅是一瞬。

他让司机绕了一圈，确认无人尾随，才拐进那条街。

进了家门，妻子支开女儿去写作业，给他倒了杯热茶，坐在对面等他开口。

他呷了一口，把来龙去脉简要说了一遍，略去货品细节，只说“替公司跑了一趟欧洲，现在要回内地躲一躲”。

妻子没有追问，只问了句：“婉婷下周有钢琴考级，能推迟吗？”

他说：“推迟。后天就走，坐火车到花城，转车去潮州，老家祠堂已安排好了。”

妻子点头，起身去收拾行李。

潮州，其实不是黄罗拔的老家，而是她妻子的老家。

他坐在沙发上，收音机里播着《明天会更好》，旋律中夹着电流的滋滋声。

这一刻像偷来的安宁，但他知道，头顶始终悬着一把看不见的刀。

第二天他独自去中环，从银行保险柜取出三本备用护照和一小袋美金，搭地铁、换出租车，反复确认无人跟踪才返家。

可当晚，赵振国通过周振邦的人捎来口信：

“韩凯丽已确认，她从欧洲消失了。你在港岛的时间缩短，明天就走。不要经花城，改走水路，从南丫岛坐渔船到汕头，有人接。”

黄罗拔眉头一紧，水路时间长，渔船风险大，但赵振国这么安排必有原因，多半是花城方向已经不稳。

他连夜调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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