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砚她妈生前爱收拾东西，这是老苏家祖传的毛病。老太太走了三年，苏砚一直没动她留下的那两口樟木箱子。箱子搁在老家阁楼上，锁都锈死了，钥匙找不着，陆时衍拿发卡捅开的。
“你堂堂大律师，撬锁？”苏砚蹲在旁边举着手电筒。
“这叫技术性开锁，执业范围之内的。”陆时衍把发卡转了两圈，锁芯“咔”地弹开，“再说了，你妈锁箱子的时候可没想过要防律师。”
箱子一开，樟脑丸味儿冲得两个人同时往后仰。苏砚皱着鼻子往里扒拉，上头是几件旧毛衣，底下压着一摞粮票布票，再往下掏，掏出来个铁皮饼干盒，盒面上印着八十年代那种大红牡丹花，花瓣都锈得看不清了。
苏砚把饼干盒搁膝盖上，掀开盖子，愣住了。
里头码着信。牛皮纸信封，一摞一摞拿橡皮筋扎着，数了数，四十七封。信封上全写着“苏文远亲启”——苏文远是她爸。邮票贴得整整齐齐，邮戳一个没有。
“一封都没寄出去。”苏砚把最近那摞的橡皮筋撸下来，抽了最上头那封，信封已经脆了，拆的时候撕了个小口子。
信纸是厂里发的红头稿纸，抬头印着“沪杭无线电厂”，边角卷得像春卷皮。她爸的字，一笔一画，横平竖直，跟他做技术图纸一个路数：
“秀兰：今天小砚又考了双百。她拿卷子给我看的时候，我在焊板子，手都没抬。她站了五分钟，把卷子放桌上走了。等我焊完那批板子抬头，卷子还在桌上，人蹲在门口拿粉笔在地上画电路图。我才想起来，答应过她考双百就带她去动物园。动物园在城东，来回四毛钱车费，我算了一下，这个月省两包烟钱够了。下周日去。”
苏砚把信放下来，没说话。
陆时衍蹲在旁边，也没说话。他把铁皮盒里其他信一摞摞往外拿，按日期排好，最旧那摞的橡皮筋一碰就碎了，化成黏糊糊的渣粘在信封上。
苏砚拆了第二封。这封比第一封短：
“秀兰：小砚她妈今天又跟我吵。她说我把办家当旅馆，把厂当家。她说的对。可厂里那批出口订单要是赶不出来，下个月工资都发不全。我跟她讲了道理，她不听。她摔了一个碗，没碎，裂了两半，她拿胶粘上接着用。我看着那个碗，觉得我这个人跟那个碗差不多——裂了，拿技术凑合粘上，还能盛饭，但不是原来那个碗了。”
苏砚翻到信纸背面，她爸用更小的字补了一行：“碗是你摔的那只青花碗。胶粘的，不能进高压锅。”
苏砚笑了一声，鼻子里喷出个气音。笑完把信纸翻回来又看了一遍，忽然说：“我妈确实有只青花碗，我小时候见过。后来搬家找不着了，我妈念叨了好几年。”
陆时衍把一摞信递过来：“这摞日期晚一些，看邮戳——不对，没邮戳。看日期戳，应该是你爸辞职之后写的。”
苏砚接过来。最近这摞信纸换了，从红头稿纸换成了普通信笺，抬头印着“沪杭律师事务所”，信笺右下角还有个小小的logo，陆时衍认得——那是他爸当年待的那家所，叫“正源”，九十年代末就散了。
苏砚抽了一封拆开，她爸的字迹比之前潦草了，像是赶时间写的：
“秀兰：今天老陆来找我喝酒。他跟我说，他不想在法院干了。我问为什么，他说有个案子，上头有人打招呼，让他‘看着办’。他说他‘不了’，准备脱了法官袍出来当律师。我问他当律师就没人打招呼了吗？他说有，但律师可以拍桌子，法官不能。我说你走了，法院少个有良心的。他说法院有良心的人多了，缺他一个不少。我说那你到律所来，跟我一个办公室，咱俩一个搞技术一个搞法律，以后开个‘专治各种不服’的咨询公司。他笑了，说先给他留个靠窗的工位。”
苏砚把这封信翻到背面，她爸又补了一行：“后来老陆真来了。靠窗工位给他留着，他坐了一个礼拜，把所里的卷宗全翻了一遍，给主任提了八条整改意见。主任脸都绿了。我躲厕所笑。”
苏砚把信放下，扭头看陆时衍。
陆时衍正在拆另一摞，拆到一半手停住了。他手里那封信上，写信人姓苏，收信人姓苏，但信里提的事跟他爸有关。他把信递过来，苏砚接过去看了两行，眉毛挑起来了。
“……老陆昨天判了个案子，当事人是家小厂，对方是大公司。大公司请了三个律师，老陆一个人审，判小厂赢了。晚上他来我家吃饭，进门先灌了半瓶二锅头，然后坐沙发上不说话。我问怎么了，他说‘今天要是不这么判，我明天就不想穿这身袍子了’。秀兰，你听听这话——他判对了，反倒不想干了。这世道，好人当得憋屈。”
苏砚把信纸抖了抖：“这封信有日期。九八年七月。我爸那会儿刚从无线电厂出来，进了正源律所。你爸那年判了个案子，赢了，但憋屈。”
陆时衍从兜里摸出手机，给他爸当年的书记员打了个电话。老头七十多了，耳背，陆时衍对着手机吼了三遍“正源律所那几年的事”，老头终于听清了，回了一句话：“你爸啊，九八年夏天差点辞职。后来被苏工摁住了，苏工请他吃了顿饭，说‘你走了，下回我打官司找谁去’。你爸就留下了。再后来局里把他调走了，算是发配，发配到正源当律师。你爸走那天把法袍叠得整整齐齐放桌上，跟接他班的人说‘袍子我给你洗干净了，你穿着别脏’。”
陆时衍把手机放下来，半天没吭声。
苏砚把四十七封信按年份排开，发现一个规律：她爸辞职前写的信，全是写给她妈的，一封没寄；辞职后写的信，一半写给她妈，另一半——收信人写着“老陆”，那是陆时衍他爸。
“你爸跟我爸不光认识。”苏砚把信推给陆时衍，“你爸辞职那会儿，我爸是唯一一个没劝他‘再忍忍’的人。我爸说的是‘来我这儿，靠窗工位给你留着’。”
陆时衍拆开一封他爸的回信——夹在苏砚她爸那摞信中间的，只有三封，全是陆时衍他爸写给苏砚她爸的，日期都在九八年底：
“文远：我在正源待了半年，发现你这个人有个毛病——接案子不看钱，看人。上礼拜那个农民工工伤的案子，你倒贴差旅费去外地取证，回来跟主任报销，主任不批，你自掏腰包。我跟你说，你这样干不长。你说你知道。你又说，干不长就干不长，反正良心上过得去。我服了。你这人，技术脑子，憨子心肠。”
苏砚看完这三封信，把信纸按在膝盖上拍了拍，忽然站起来：“走。”
“去哪儿？”
“我妈墓前。”她把信重新码好，铁皮盒子扣上盖，“我爸这些信，一封没寄出去，我妈一封没看过。我妈走的时候我爸在外地出差，赶回来的时候人已经没了。我爸在葬礼上没哭，回家关了两天门，出来接着上班。我一直以为他不在乎。”
陆时衍把铁皮盒接过来抱着：“现在知道了。”
“现在知道了。”苏砚拍了拍盒子，“他在乎。他就是把在乎的话写下来了，然后塞饼干盒里，跟自己说‘等忙过这一阵就寄’。忙过这一阵又一阵，最后人没了，信还在。”
两个人开车去郊外的公墓。十一月的天，太阳落得早，到地方的时候天边还剩一线红。苏砚把铁皮盒搁在墓碑前，自己蹲下来，一封一封拆，拆一封念一封。念到第四封的时候嗓子开始劈，念到第七封的时候念不下去了，把信纸往陆时衍手里一塞：“你念。”
陆时衍接过来，念得字正腔圆，跟法庭上呈证据似的。念到“小砚蹲在门口拿粉笔在地上画电路图”那段，苏砚蹲在墓碑旁边拿树枝在地上画，画了个歪歪扭扭的门电路，跟小时候画的那个一模一样。
“画错了。”陆时衍看了一眼，“与门画成或门了。”
“我那时候五岁，你五岁会画与门？”
“我五岁在背法条。”
“所以你五岁没朋友。”
陆时衍笑了，把最后几封信念完。念到“老陆今天来找我喝酒”那封，他停了一下，把信纸翻到背面，看了看那行小字：“后来老陆真来了。靠窗工位给他留着”——底下还有一行，被橡皮筋的印子压得看不太清，陆时衍拿手机电筒照了半天，念出声：“老陆今天从法院出来，把法袍叠好搁桌上。主任问他咋了，他说‘没咋，就是想换个方式穿这身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