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启动了，但成本增加了8%，更重要的是――规则被突破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标准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执行中的人情干扰？”

“是，也不全是。”江临舟摇头，

“95%的标准，之所以能执行这么些年，恰恰因为它‘原则上严格，操作上灵活’。”

吴雄飞沉默了片刻，走到办公桌前，拿起一份报表：矿工新村的入户调查明细。

在“不同意原因”一栏，有人写着“补偿标准低”，有人写着“安置地点远”，还有十几户写着“需家庭内部协商”。

但最后几户的备注栏里，调查员用铅笔轻轻标注了几个小字：“张某堂弟”“汪某亲属”。

吴雄飞抬起头，“临舟，如果我把标准降到90%，矿工新村项目立刻就能启动。

那剩下的10%怎么办？强制执行？还是继续提高补偿？”

“这正是关键。降标准容易，但降了之后，我们用什么新规则来填补留下的空间？

如果没有配套机制，今天降到90%，明天就会有人要求85%，后天80%……底线会一退再退。”

吴雄飞走到窗前，看着市政府楼下的景象，忽然问道。

“临舟，你有没有什么好想法？”

问题很直接，带着考验的意味，江临舟没有回避。

“我建议简单修改标准，但会给标准增加‘例外条款’。”

“怎么说？”

“保留95%的总体要求，修改需要常委会议讨论，这比较麻烦，但可以增设几种豁免情形。

第一，非实际居住满五年以上的产权人，其不同意票按0.5票计算；

第二，经第三方评估存在‘明显不合理诉求’的，可申请启动异议复核程序；

第三……建立‘公共利益评估机制’。

如果项目涉及重大安全隐患、或具有重要民生意义，即使同意率未达标，也可经市政府常务会议特别审议后启动。”

吴雄飞转过身，看着江临舟，看着这个意外的名义上的，市政府工作助手，眼中闪过一丝赞许。

“你这是……既维护了规则的严肃性，又开了道小门。”

“不是小门，是应急通道。”江临舟纠正道。

“而且通道要有严格管控――必须公开听证、必须专家论证、必须常委会表决。

要让所有人知道，走这条通道的成本很高，不是谁想走就能走。”

“那张树立堂弟，那样的呢？”吴雄飞问得很直接。

江临舟笑了，笑得很直接。

“如果按我的方案，他首先会被列为‘非实际居住户’，一票变半票。

如果他坚持不合理诉求，可以启动异议复核――但复核过程全程公开，听证会邀请媒体和群众代表参加。

在阳光下，很多话就不好说了。

还有，配套建立‘领导干部亲属涉改事项报告制度’。

像张书记这样的情况，他应该主动向市委说明，甚至回避相关决策。

这是纪律要求。”

吴雄飞走回沙发前，重新拿起那份24号文件，翻到最后一页，签发日期是2011年6月17日。

那时他，正是江临舟现在的位置，常务副市长。吴雄飞放下文件。

“临舟，如果我坚持要修改标准呢？

在常委会上，你会支持吗？”

问题回到了原点，但经过刚才的讨论，分量已经不同。

江临舟看着吴雄飞，这位从党校学习回来的市长，是想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市长，我会支持一切有利于推进工作、且能守住底线的方案。

如果一定要修改标准，我建议不要简单降低比例，而是设计一套更精细化的评估体系。

把同意率、实际居住率、诉求合理性、项目紧迫性等因素综合考量。

但无论如何修改，有两条底线不能破：一是公平，不能造成‘老实人吃亏、会闹的占便宜’；二是透明，所有特殊处理都必须公开可追溯。”

吴雄飞站起身来，“好。常委会上，我提出修改动议。

具体的修改方案……就按你刚才的思路，组织政策研究室牵头起草，一周内拿出初稿。”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