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延平出生的时候，他已经在官场上摸爬滚打了将近十多年，对这个比自己小了快三十岁的弟弟，与其说是兄弟，不如说是半个儿子。

“延平，”他终于开口，声音比刚才轻了几分：“我问你一件事。大金帝国末年，李阁老代表大金去签那些丧权辱国的条约时，整个大金的问题，难道出在他一个人身上吗？”

赵延平愣了一下，显然没料到大哥会突然扯到一百年前的大金身上，他皱了皱眉，迟疑道：

“当然不是……大金那会儿已经是艘漏水的破船了，谁去签都是签。”

“那骂名呢？”赵延年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了一下，发出沉闷的声响：“骂名背在谁身上？”

赵延平沉默了。

“李阁老。”赵延年替他回答了自己的问题。

“大金从朝廷到地方，从军机到洋务，从上到下已经烂完了，最后浓缩在一纸条约上，谁签的字，谁就是卖国贼。”

“这就是当头儿的代价，行使权力的时候有多痛快，出问题背锅的时候，就别抱怨。”

说到这里，赵延年顿了顿，目光从三弟脸上移开，落在窗外那片阴沉的天色上。

“所以洪军签的这份协议，张玉华那帮老军头不是不知道，但他们只愿看见胶东驻军、看愿看到是赵家继承人代表奉天向关内低了头！”

“领导....有时候是天生具有原罪的...”话到最后，赵延年情绪莫名的说出了这句话。

赵延平张了张嘴，想继续说些什么，但话还没出口，就被二哥赵延国用一个眼神按住了。

赵延国比三弟沉得住气得多，他没有在替罪羊这个话题上继续纠缠，而是直直地看着大哥的眼睛，问了一个真正关键的问题。

“大哥，咱们赵家，这是真要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