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派学者一致认定：南宋皇权高度集中，生杀予夺、将相任免、国策定夺皆出自帝王，秦桧无擅自诛杀枢密重臣、开国元勋的权力，没有赵构的默许、授意、最终拍板，岳飞绝无被杀可能。秦桧只是揣摩帝心、迎合圣意、替君背锅的执行者，冤案的根源、策划、终审、落地，全部由赵构主导。

在此核心共识之上，诸位学者结合南宋初年政治、军事、格局，细化出赵构执意诛杀岳飞的多重深层动机，层层拆解帝王猜忌的核心逻辑：

其一，功高震主、兵权过重，威胁皇权。岳飞手握百战精锐岳家军，战功冠绝天下，民心军心尽归其手，武将威望远超朝廷文官集团，打破了宋代崇文抑武、皇权制衡武将的百年格局，是赵构巩固集权的最大隐患。

其二，性格刚直、屡逆圣意，难以驯服。岳飞终身主战，坚决反对苟安和议，多次上疏忤逆赵构偏安心志，且在撤军、北伐、驻防等军政大事上坚持己见、不肯盲从帝王旨意，是赵构推行和议国策、掌控军权的最大阻碍。

其三，清廉无私、声望过盛，帝王忌惮。岳飞治军极严、为官清廉、不蓄私财、不结党羽、无私无欲，相较于贪财自保、庸碌自保的张俊、刘光世，近乎完美的人格与声望，反而让无懈可击的岳飞更难被制衡、拿捏，引发帝王深层猜忌。

其四，疏议建储、触碰皇权大忌。岳飞曾主动上疏，建议赵构早立皇储、稳固国本。在封建皇权时代，武将干预皇储废立，是帝王最忌惮的大忌，直接引发赵构对岳飞“武将干政、操控国本”的深度戒备。

其五，君臣无旧、根基疏离。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等中兴大将，皆在建炎年间赵构流亡逃难、帝位飘摇之时随驾护主，与帝王有共患难的君臣旧情；唯独岳飞起家较晚，崛起于抗金战火之中，无早年护驾根基，君臣情分最浅，牺牲成本最低，最适合作为和议献祭、收权立威的牺牲品。

其六，金廷施压、以杀岳为和议前提。金方在绍兴和议谈判中，明确提出“必杀岳飞，始可议和”的硬性条件，赵构为换取苟安局面、达成臣金和议，甘愿牺牲忠臣、自毁长城。

三、终极深层动因：家军体制与南宋朝廷的君臣博弈

除却个人猜忌、国策冲突之外，南宋初年特殊的军政格局，是赵构必杀岳飞、清算中兴武将集团的最底层逻辑，也是所有冤案的根源底色。

南宋草创之初，中央禁军体系彻底崩溃，朝廷无兵可用、无财可依、权威尽失。为抵御金兵、维系国祚，朝廷被迫下放兵权，放任各路将领自行募兵、自筹粮饷、自主作战。由此崛起的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岳飞、吴玠五支行营护军，本质上是武将私人化的地方义军、私家武装，士兵只知主将、不知朝廷，兵将绑定、世代相随，形成根深蒂固的“家军体制”。

这种格局彻底违背宋代兵将分离、以文驭武、中央统军的祖宗家法。对于根基薄弱、国力贫弱、历经苗刘兵变、极度恐惧武将作乱的赵构而，这些私人化的地方武装，远比金国外敌更具威胁。南宋朝廷财力微薄、底盘不稳，中央权威不足以绝对压制地方家军，反而时刻面临地方重兵挟制朝廷、武将兵变割据的风险。

因此，赵构的终极诉求，从来不止是杀掉岳飞一人，而是彻底摧毁家军体制、收回天下兵权、重塑文臣驭武的宋代祖制。岳飞遇害之后，韩世忠、张俊等所有中兴大将，尽数被陆续罢免、削权闲置，私人化的“家军”全面改制为朝廷直辖的“御前诸军”。

从历史大势来看，岳飞冤案本质是南宋皇权集权、收归兵权、固化偏安国策的必然结果。秦桧只是前台刽子手，赵构才是幕后真正的操盘手，千年冤案的底色，是帝王为保皇权、固集权、求苟安，不惜牺牲忠臣、自毁国防的政治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