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安十三年春，太子赵恒十二岁了。十二岁的少年已经长得比同龄人高出一截，眉眼像赵安，但下巴的线条像他早逝的母后――硬朗、倔强，透着一种不服输的劲儿。陈远教了他六年，从歪歪扭扭描红到能写一整篇策论，从蹲在院子里扎马步到能骑马射箭，六年光阴，像指间的沙，不知不觉就漏完了。

那天下了课，赵恒没有急着走。他在书房里磨磨蹭蹭，把笔洗了又洗，把桌上的纸摞了又摞。陈远坐在椅子上翻书，装作没看见。过了好一会儿，赵恒才蹭过来，站在他面前，欲又止。

“殿下有话就说。”陈远放下书。

赵恒深吸一口气，像是鼓了很大的勇气：“老师，我跟您学六年了。您觉得，我现在能上朝听政了吗？”

陈远看着他。十二岁的少年眼睛里有光，那光不是小时候那种好奇的光，而是一种跃跃欲试、想要证明自己的光。陈远沉默了一会儿，说：“殿下，臣问您一个问题。您觉得，上朝听政最重要的事是什么？”

赵恒想了想，说：“是听。听大臣们怎么说，听父皇怎么断。”

“然后呢？”

“然后……自己想，自己判断。”

陈远点了点头：“殿下说得对。但臣觉得，还有一件事比这些更重要。”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推开窗。窗外是院子里的柿子树，柿子红了，压弯了枝头。“上朝听政，最重要的事是――知道自己不知道。”

赵恒愣了一下。

“殿下听了大臣们的话，听了父皇的决断，觉得自己懂了、会了。但殿下要记住，懂了不等于能做，会了不等于能做好。朝堂上的事，不像读书写字，写错了可以重来。朝堂上的一句话、一个决定，可能关系到几万、几十万人的命。”陈远转过身，看着赵恒的眼睛，“殿下现在能上朝了。但臣请殿下记住――先听，先看，先想。不说，不做。”

赵恒沉默了很久，然后郑重地点了点头：“老师，我记住了。”

陈远拍了拍他的肩膀，没有再说。

赵安同意赵恒上朝听政，但不许他发，只许坐在旁边听。赵恒每天天不亮就起，穿好朝服，跟着赵安上朝，坐在龙椅旁边的一张小椅子上，听大臣们你一我一语地争论。他听了半个月，最初的新鲜感褪去后，渐渐觉得乏味。每天翻来覆去就是那些事――哪里的赋税该减了，哪个官员该升了，哪条河该修了。大臣们吵来吵去，有时候吵不出结果，赵安就挥挥手说“容后再议”。赵恒不明白，为什么简单的事到了朝堂上就变得这么复杂。

有一天散朝后，他问陈远：“老师，为什么大臣们总是吵架？难道他们不知道，吵架解决不了问题吗？”

陈远想了想，说：“殿下，大臣们不是不知道吵架解决不了问题。他们吵架，是因为他们代表的人不一样。有的代表南方大地主的利益，有的代表北方军户的利益，有的代表京城的商贾。他们吵的不是对错，是利益。殿下以后当了皇帝，要做的不是听谁吵赢了，而是从他们的争吵中，找到最不坏的那个选择。”

赵恒似懂非懂，但他把这句话牢牢记在了心里。

永安十四年，边关来了一位意想不到的客人。

阿依古丽来了。她不是骑马来的，是坐马车来的。随行的只有十几个侍女和护卫，简朴得不像一个部落的首领。她到了京城，没有直接去镇国王府，而是先递了帖子，以“草原西部诸部首领”的身份，请求觐见大梁皇帝。赵安在便殿接见了她，她行的是胡人的礼――右手抚胸，微微躬身。

赵安问她：“首领此来，所为何事？”

阿依古丽用流利的汉话回答：“陛下，草原上的部落愿意归附大梁，永世称臣。臣此来，是为陛下献上草原西部的地图和部落的花名册。从今往后，草原上的马匹、牛羊、皮毛，都优先供应大梁。大梁的茶叶、布匹、铁锅，也要优先供应草原。两国互通有无，永不打仗。”

赵安大喜，当场下旨，册封阿依古丽为“怀化将军”，赐金印，许其世袭。阿依古丽叩首谢恩，出宫后，她去了镇国王府。

陈远在门口等她。两人见了面，都愣了一下。阿依古丽瘦了，也黑了，但眼睛还是那么亮。她穿着一身胡人的长袍，头发编成一条大辫子，垂在胸前，和当年在边关时一模一样。

“好久不见。”她先开口。

“好久不见。”陈远侧身，“进来坐。”

两人在书房坐下。穆桂英端了茶进来，放在阿依古丽面前。阿依古丽道了谢，穆桂英点了点头，退了出去。书房里只剩下两个人。

“你的部落现在怎么样？”陈远问。

“很好。”阿依古丽端起茶碗喝了一口，“草原上太平了，不用打仗了。我每天骑马巡牧，看看牛羊，看看草场。比以前轻松多了。”

“那你怎么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