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制改革、裁厘统捐、地方财权收拢、实业纾困，一系列内政布局的框架已然落定。朝堂旧臣虽有疑虑，各省督抚虽存抵触，可太后既已划定底线、表态默许，朝中便无人敢公然拦阻。对执掌朝政的徐坚而，国内积弊的桎梏暂时松绑，变法图强的第一步，已然稳稳踏出。

但内政修整终究只是固本之策，真正决定大清国运生死的，从来不是朝堂吏治、财税改制，而是波诡云谲的国际格局。晚清早已不是闭关自守、独治九州的时代，万国环伺、列强博弈，大清的每一次变革、每一步进退，都被牢牢裹挟在列国纷争的棋局之中。内政可自救，外交方能自存，若看不清天下大势、抓不住窗口期，即便国内新政遍地开花，最终也只会沦为为人作嫁的徒劳。

欲谋变法，必先审时局；欲定国策，必先通外交。而谈及晚清外交朝野，有一人始终绕不开、躲不过。

此人便是赋闲一年有余的李鸿章。

甲午一役，数十年洋务基业毁于一旦，李鸿章作为北洋统帅、洋务首臣，难辞其咎。战后朝野弹劾汹涌、清流攻讦不止，举国怨怼皆集于其身，最终被摘去实权、搁置闲差，褪去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显赫权位，沦为朝堂之上有名无实的闲散重臣。访俄归来，他居于京师，门庭冷落、诸事不问，看似已然淡出权力中心，形同弃臣。

可徐坚心中清楚，李鸿章可闲、可贬、可黜，却绝不可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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