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6日，上午10时，广州中山纪念堂

阳光透过穹顶的天窗，洒进万人礼堂。

座无虚席。

过道里挤满了人，窗台上坐着人，连门口的台阶上，都密密麻麻地蹲着人。

礼堂正前方，悬挂着巨幅白布。

上面是用毛笔工整抄写的阵亡将士名录。

第一行墨迹尤新，在阳光下，像一滴凝固的血：

“罗店无名高地守军，全排四十二人，阵亡四十一人，最后一人重伤不治，于二月十四日凌晨三时殉国。”

名单很长，已经写满了三块布，还在不断增加。

墨迹未干，在灯光下反射着微光，像一行行泪。

会场寂静无声。

连婴儿都不哭。

只有阳光，缓缓移动。

陈树坤走上讲台。

他穿着朴素的灰布军装，没有勋章，没有绶带。

脸很瘦，眼窝深陷。

他手里没有讲稿，只有一沓厚厚的电报纸。

纸张边缘，已经被磨得发毛。

他走到话筒前，站定。

沉默了三秒。

这三秒，寂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然后，他开口。

声音不高，有些沙哑，但通过扩音器，传遍礼堂，传向门外广场上的十万人，通过电台的电波，传向全国的每一个角落：

“各位同胞，各位将士，各位在天的英灵。”

他举起手中的电报纸。

纸张在阳光下，微微颤抖。

“今天，站在这里，我怀里揣着1万多人阵亡名单。”

“每一个名字，都是一个母亲等不到的儿子，一个妻子盼不回的丈夫，一个孩子再也见不到的父亲。”

他顿了顿，声音更哑，带着一丝哽咽：

“他们死在罗店，死在宝山，死在吴淞口。”

“死的时候，很多人还不满二十岁。”

“有个兵，叫陈阿水，广东台山人，十七岁。”

“他战死时，怀里还揣着半块没吃完的饼，和一封家书。”

“信上写：‘阿妈，部队吃得饱，穿得暖，长官待我好。打完鬼子就回家娶媳妇，给您生个大胖孙子。’”

台下，传来压抑的啜泣声。

此起彼伏。

陈树坤抬起头，目光扫过全场。

阳光落在他脸上，照亮他眼底的血丝。

“有人问我：陈树坤，你凭什么把湘粤子弟送去上海死？你有什么资格，让这些后生为你卖命？”

他声音陡然提高，像惊雷炸响：

“我回答：凭的是，他们脚下的土地叫中国！凭的是，他们身后的父母兄弟叫中国人！”

“如果连当兵的都不肯为中国死，谁还会为中国活？！”

“如果当官的都躲在后方拨算盘，这个国家，还有救吗？！”

掌声炸响。

如雷，如潮。

震得礼堂的墙壁，嗡嗡作响。

陈树坤抬手，压下掌声。

他的手掌，宽大而粗糙。

“今日站在这里的，应是林则徐，他虎门销烟时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应是邓世昌，他冲向吉野时说：‘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应是谭嗣同，他血溅菜市口前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他们死了，可他们的魂魄今夜就在罗店的战壕里，就在那些自己塞回肠子的少年兵的身体里！”

“因为他们没完成的事，今日轮到我们了！”

掌声再次响起，夹杂着哭喊声。

陈树坤深吸一口气，声音沉郁而坚定：

“我们为何而战？”

“为江南一捧稻米，能安稳喂入中国孩童之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