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是周远找的，他在城西转了一整天，看了七八处院子，最后挑中这间。

不大，但够住，正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灶房在院子东南角，水井在灶房门口，井沿上的青苔厚厚一层，踩上去滑溜溜的，院墙很高，墙头上种着碎玻璃，在太阳底下亮晶晶的，像一排牙齿。房东是个老头，牙掉了一半，说话漏风，可人很和气。他站在院子中央，拄着拐杖，把这院子的好处一样一样数给周远听——离菜市近，买菜方便；巷子口就有井，打水不用跑远；邻居都是老住户，安安静静的，不吵不闹。周远没还价，把定金递过去，老头数了两遍，揣进怀里，钥匙交出来，又叮嘱了一句“别把房子弄坏了”，才拄着拐杖慢慢走了。

马车赶到院子门口，郑铁柱第一个跳下来，把门推开，站在门口往里看，院子比他想的还小，可他站直了，头顶离门框还有一拳头，够了。他回头冲车上的人点了点头。周远第二个下来，把弓从背上取下来，抱在怀里，在院子里走了一圈。正房三间，东边那间最大，能当堂屋；西边那间小，能放东西；中间那间不大不小，住人刚好。灶房在东南角，锅是旧的，灶台裂了一道缝，可还能用。水井里的水很清，打上来尝了一口，不苦不涩。他在井沿上坐了一会儿，把弓靠在身边，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陈狗子从车上跳下来，腿蹲麻了，一瘸一拐地在院子里转，转到东厢房，推开门看了一眼，又转到西厢房，推开门看了一眼，转回来，蹲在灶房门口，不走了。李大憨最后一个下车，他把宁娘从干草堆里抱出来，放在地上，又把车上的包袱一个一个递给她，她接过来，放在院子中央的石桌上，码得整整齐齐。孙大有没进院子，他站在巷子口，用一只眼往两头看，看了很久，才慢慢走进来，选了靠墙那间最小的厢房，把包袱往地上一放，在门槛上坐下来。

谢征把马拴在院子外面的槐树上，走进来，站在院子中央。阳光从头顶照下来，把院子切成两半，一半亮得发白，一半暗得发蓝。他看着那几间屋子，看着灶房顶上那根歪歪扭扭的烟囱，看着井沿上那层滑溜溜的青苔。他没见过这院子，可他觉得眼熟。不是眼熟，是那种感觉——小小的，挤挤的，几间屋子挤在一起，灶房挨着水井，水井挨着院墙，院墙上种着碎玻璃。像西固巷，像赵大叔家，像他住了大半年的那个院子。他低下头，把涌上来的东西逼回去。

樊长玉从车上跳下来，把刀挂在腰间，在院子里走了一圈。正房三间，东边那间当堂屋，中间那间她和谢征住，西边那间给宁娘。东厢房两间给郑铁柱和周远，西厢房两间给陈狗子和李大憨，灶房旁边那间最小的，给孙大有。她分得很快，像是早就想好了。分完了，站在院子中央，看着那些人把包袱搬进各自的屋里，看着宁娘在西边那间屋里铺床叠被，看着郑铁柱在东厢房门口擦他那把新打的锤子——铁匠铺老板不肯退的那把，他又打了一把新的，没旧的好用，可他舍不得扔。她看着这些，忽然笑了。谢征走过来，站在她旁边，问她笑什么。她说没什么，就是觉得这儿挺好的。他也笑了，站在她旁边，看着那些人忙忙碌碌的，看着太阳慢慢偏西，把院墙的影子投在地上，一寸一寸地移。

肉铺是第二天开起来的，郑铁柱在巷子口找到一间空铺面，以前是卖杂货的，关门好几个月了，门板上落满了灰，招牌歪了，字都看不清了。他找到房东，谈好了价钱，回来跟樊长玉说。樊长玉去看了一眼，铺面不大，可够用。她当天就收拾起来，把门板拆了重装，把招牌卸下来重写。谢征写的字，“樊记肉铺”四个字，一笔一划，工工整整，跟青禾县那块一模一样。写完了，他退后两步，看着那块招牌，看了很久。宁娘站在他旁边，仰着头也看，说姐夫你写的字真好看。他摸了摸她的头，没说话。

刀是从老家带来的，案板是新买的，找城西的木匠打的，用的是枣木，硬得很，剁骨头不裂。秤也是新买的，铜盘铜砣，擦得锃亮。开张那天没放鞭炮，樊长玉把刀磨好了，在案板上剁了一刀，笃的一声，从巷子这头传到那头。邻居们探出头来看，看见一个系着围裙的女人站在肉铺里，手起刀落，笃笃笃的，跟剁了半辈子肉一样。有个老太太走过来，看了半天，买了两斤五花。樊长玉切了一块，往秤上一扔，二斤三钱，手起刀落片掉多余的部分，荷叶一包，递过去。老太太接过肉，掂了掂，笑了。“够秤，实在。”她多看了樊长玉两眼，问她哪里人，她说青禾县的。老太太没听说过青禾县，可她记住了这个系围裙的女人，记住了她剁肉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