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鲁门靠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那张宽大的皮椅上，手指有节奏地敲击着光滑的红木桌面，目光透过缭绕的雪茄烟雾，紧紧盯着天幕上那段关于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外交政策的评价。

他嘴角微微上扬，浮现出一个极其精明的笑容，用一种洞悉了对手全部性格弱点之后才有的笃定语调，对着身边的幕僚们评论道。

“看来，未来的勃列日涅夫这个人的心眼也并不大。

既然天幕上特意说了他在刚上台时展现出了出人意料的容人之量，这恰恰从反面说明，勃列日涅夫本人根本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容忍度量，他本性里心眼很小。

一个真正宽宏大度的人，是不需要用‘展现出人意料的容人之量’这种措辞来描述的。

他之所以能够暂时延续赫鲁晓夫对于东欧各国的那套相对宽容的政策，完全是因为他刚刚通过逼宫上台，手里的权力还没有完全稳固。

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如何击败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这两个政治对手上。

等到他在莫斯科的权力一旦稳固下来，把国内那些反对派全部收拾干净了恐怕未来的勃列日涅夫对于东欧各国的态度，就绝对不会像赫鲁晓夫那么好说话了。

到那个时候，一旦勃列日涅夫重新采取对东欧的高压控制政策，那么整个国家生活困顿、经济水平持续倒退的捷克斯洛伐克，必然要产生强烈的反弹。

这恐怕就是‘布拉格之春’这个标题的真正来源了。

春天，意味着萌动，也意味着被压制的力量开始反弹。

而到了那个时候，恐怕就绝不止是捷克斯洛伐克一个国家的震动了，整个东欧各国都会跟着一起剧烈震荡。

这就是我们白头鹰的机会一旦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因为这件事发生结构性的剧烈震动，而在未来龙国又和毛熊因为边境和意识形态问题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分裂。

那么到时候，从亚洲方向和东欧方向，我们完全可以在这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夹击毛熊。

而且，我们在这两个方向上都拥有了足够的战略缓冲地带。

到那个时候，我们对付起他们来，就会变得游刃有余，我们整个全球战略的回旋余地将极为宽广。

到那时，毛熊的日子可就绝不会好过了，他们将腹背受敌，陷入两线作战的战略困境。”

冰冷的画面将镜头从华盛顿的分析推回到莫斯科和布拉格之间的外交博弈。

诺沃提尼曾经因为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上台这一政治事件，在公开场合对勃列日涅夫展开过措辞极其激烈的批判。

但面对诺沃提尼这番近乎无礼的当面指责，勃列日涅夫并没有像斯大林那样勃然大怒、当场翻脸，而是出人意料地选择了隐忍下来，并不将其放在心上。

1964年11月9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正式双边会谈里，捷克斯洛伐克主席团委员柯尔德当着在场所有人的面，毫不掩饰地公开表达了对赫鲁晓夫时代的怀念，甚至公然表示“人们会因为赫鲁晓夫的功绩没有受到应有的赞赏而感到深深的遗憾”。

即使在如此公开的、近乎于打脸的挑衅面前，勃列日涅夫依然保持着令人完全捉摸不透的沉默。

这种来自莫斯科的、罕见的沉默，直接导致当时整个东欧地区的外部政治环境变得相对宽松，也在无意之中给捷克斯洛伐克后来那场轰轰烈烈的自我改革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和想象余地。

斯大林看着天幕上勃列日涅夫面对挑衅时那副不动声色的隐忍表现，缓缓地点了点头。他将烟斗从嘴边拔下来，在桌沿上轻轻磕了磕烟灰，用一种审视继任者基本素质时才有的冷峻语调评价道。

“看来，未来的勃列日涅夫并不是一个完全的蠢货，从目前天幕上展示的这些内容来看，他的头脑还是保持清醒的。

他是通过逼宫赫鲁晓夫才成功上台的，他的执政合法性本来就存在着很大问题。

但他居然能够忍受住社会主义阵营内部那些兄弟国家对赫鲁晓夫的公开赞扬和为赫鲁晓夫打抱不平的声音，这至少说明，他具备一些基本的政治头脑和城府。”

说罢，斯大林又将目光转向坐在角落里的赫鲁晓夫，用一种教训学生的严厉口吻说道。

“你未来对于东欧各国的政策，太过于宽容了。

你把绳子放得太松了，让他们完全看不清楚自己的处境和地位。

无论勃列日涅夫怎么做，他终究是毛熊的最高领导人，他代表的，是整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威严。

他们之所以敢那样公开地批评毛熊的最高领导人，对最高领袖毫无顾忌，也是因为你未来那套过于宽容的态度一手导致的。

这种宽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拉拢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但是长此以往，必然也会导致那些领导人对你产生轻视之心。

这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如果是我坐在那个位置上，谁敢这样公开地批判我？他们连想都不敢想。”

北京这边，伟人看着天幕上勃列日涅夫那副隐忍不发的姿态，缓缓地摇了摇头。他将手中的烟灰在搪瓷缸上轻轻弹了弹，用一种看透了对方骨子里本质之后才有的冷静语调说道。

“未来的勃列日涅夫，可不是什么良善之辈啊。

从之前天幕提过他上台的过程就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了，他是通过发动宫廷政变、逼迫赫鲁晓夫下台之后才成功上位的。

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来，他还是有着相当的政治手腕和铁腕决心的，绝不是表面上看起来那么软弱。

他之所以会暂时容忍柯尔德和诺沃提尼这些人对他的公开挑衅，完全是因为他刚刚上台，屁股还没有坐稳，他需要用这种姿态来麻痹对手、争取时间。

但是，恰恰正是他这种刻意表现出来的宽容姿态，给了捷克斯洛伐克人一个致命的错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