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日子，李来福成了大队长身边最忙碌的人。不是什么大忙，是那种“说不清干了什么但就是一刻不得闲”的忙。今天跑腿送信，明天端茶倒水，后天搬书整理文件，大后天帮大队长找一副丢了的老花镜――最后发现老花镜就架在大队长自己鼻梁上。李来福没好意思说，大队长也没好意思问，两个人默契地假装这件事没发生过。

用李来福自己的话说，他现在的身份是“高级打杂”。但在外人看来，他就是大队长最信任的小跟班，走到哪跟到哪，进进出出都带着。

八月的溪口，热得要命。

大队长在家待着也没什么事，除了偶尔见见客人，多数时间就是四处走走。李来福陪着大队长去祭了母，上了坟，在坟前站了很久。大队长没说话，李来福也不敢说话，站在后面撑着伞，伞不大，遮住了大队长，他自己在太阳底下晒得后背都湿透了。

祭完母又去游雪窦山。大队长在前面走，李来福在后面跟着，手里拎着水壶、扇子、毛巾，像一只移动的行李架。爬到半山腰，大队长找了块石头坐下来，看着远处的山发呆。李来福把水壶递过去，大队长接过去喝了一口，忽然问了一句“你觉得这山怎么样？”李来福愣了一下，他以为大队长在问风景，就说挺好的，挺高的，树也挺绿的。大队长看了他一眼，没再说什么。后来李来福才琢磨过来，大队长问的不是风景，是在想事情。

就这样，两个月的时间，他跟着大队长在溪口和雪窦山之间来来回回地走。每天没什么大事，但也没什么闲的时候。说是修养，确实是修养――大队长养精蓄锐，静观时局，为复出做准备。而他呢？他养的是腿――天天跑腿把腿养得特别结实。

九月底，大队长忽然说要出远门。

李来福问去哪，大队长说日本。李来福愣了一下，问去干嘛。大队长没细说，只说是考察。李来福知道这不是考察那么简单，但他没再多问，在大队长身边待了这么久，他学会了一个道理――该你知道的不用问，不该你知道的问了也白问。

九月底，大队长登上了去日本的轮船。李来福也去了，拎着行李跑前跑后，给自己的定位非常清晰――领导出差，随行人员。领导负责谈大事，他负责别让领导渴着饿着。

到了日本之后，李来福才知道这趟“考察”的真正内容。

第一件事，求婚。

大队长这次赴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见宋母。宋家老太太正在日本疗养，大队长专程赶过去，就是为了当面求亲，争取老太太的点头。李来福不是当事人，没跟着进去，在外面等着。等了好一会儿，大队长出来了，脸上的表情看不出喜怒。李来福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怎么样？”大队长没回答，只是说了一句“走”。李来福也不知道这是成了还是没成，不敢再问，跟在后面走了。后来他才知道，老太太点头了。

第二件事，政治试探。

大队长在日本见了几个重要人物。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还有黑龙会的头目。这些名字李来福在前世的记忆里都听过，都不是善茬。会谈的内容他没资格参与，但他能从大队长回来后的表情判断出结果――不是什么好消息。有一次大队长从会谈回来，脸色不太好看，坐在那里好一会儿没说话。李来福端了杯茶过去，大队长接过去喝了一口，忽然说了一句“他们想要的东西，我给不了。”李来福没敢接话。但他心里清楚，日本人的条件，无非就是东北的利益。大队长虽然下野了，但这点骨气还是有的。

从日本回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婚礼。

十二月一号，上海。这场婚礼办得盛大，来了很多人，热闹得很。李来福也去了，没坐席，站在角落里，负责一些杂务。他看到了宋夫人，穿着漂亮的礼服，气质很好，笑起来很好看。他也看到了很多以前只在报纸上见过的人，一个接一个地来，排着队跟新人握手道贺，场面盛大得像在拍电影。

婚礼办完了，新娘子进家门了。

大队长的精神头明显不一样了，整个人像是重新上了发条，走路的步子都轻快了许多。李来福能感觉到，那种困在溪口、天天爬山发呆的日子快到头了。果然，没过多久，大队长就复出了。凭借江浙财阀的支持和各方的斡旋，他重新当上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重新站上了权力的顶峰。

这一圈操作下来，李来福不得不服。什么人能在下野之后不到半年，又杀回权力中心？大队长就做到了。

而这几个月里，李来福跑前跑后，端茶倒水，陪着爬山，陪着出国，大事帮不上忙，小事一件没落下。大队长看在眼里，虽然嘴上没说什么，但明显越来越信任他了，以前出门不带他，现在出门不带别人。李来福的地位，肉眼可见地从“小跟班”升级成了“大跟班”。

工作顺利了，领导信任了，一切都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