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芬芳走出棉纺厂的大门。阳光照在她的脸上。她摸了摸口袋里的钱和那封信。她知道，她赢了。她终于可以摆脱这个男人，摆脱那个可怕的梦境。

半个小时后，民政局门口。

顾诚拿着户口本和结婚证站在台阶上。他脸色铁青。

柳芬芳走过去。没有废话，直接往里走。

办事员核对了证件，问了几个例行问题。顾诚一不发。柳芬芳回答得很干脆。

钢印盖下。两本绿色的离婚证递了出来。

柳芬芳接过自己的那本，放进口袋。她转身往外走。

“柳芬芳。”顾诚在背后叫住她。

柳芬芳停下脚步，没有回头。

“你会后悔的。”顾诚说。

柳芬芳没有回答。她迈开步子，走下台阶。走进了熙熙攘攘的街道。她要去火车站，买一张去南方的车票。她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柳芬芳提着帆布包往火车站走。帆布包是军绿色的，洗得发白，带子边缘磨出了毛边。包里装着她全部的家当：两套换洗衣服，一个搪瓷缸，一把牙刷，还有缝在内衣夹层里的一千二百块钱和几十斤全国粮票。

太阳很大。柏油路面晒得发软。鞋底踩上去，有一种粘滞感。

她胃里开始反酸。早上没吃饭。昨晚在郑秋霞家，只喝了半碗糊糊。

走到十字路口，胃部一阵抽疼。她弯下腰，手死死捂住肚子。

疼得直不起腰。冷汗顺着额头往下掉，砸在满是灰尘的鞋面上。

旁边有个卖冰棍的大妈推着自行车停下。自行车后座绑着个木头箱子，盖着厚棉被。棉被上印着大红牡丹。

“闺女，咋了？”大妈问。手里还举着一根两分钱的冰棍。

柳芬芳说不出话。眼前发黑。耳朵里嗡嗡作响。

大妈扯着嗓子喊人。几个路过的工人跑过来。穿着蓝色工装，手里拿着饭盒。

有人借了辆板车。把柳芬芳抬上去。

板车轮子压在柏油路上，咯吱咯吱响。

柳芬芳闭着眼。听见有人说送去县医院。

再醒来，闻到一股来苏水味。很刺鼻。

睁开眼，头顶是发黄的天花板，中间吊着个白炽灯泡。灯泡上落着灰，拉线开关垂在半空。

她躺在铁架子床上。床单印着“县人民医院”几个红字。红字洗得发白，边缘有些脱线。

顾诚站在床尾。手里拿着病历本。他穿着白大褂，口袋里插着两支钢笔。

“急性胃穿孔。刚做完手术。”顾诚合上病历本。把笔插回口袋。

柳芬芳摸了摸肚子。包着厚厚的纱布。纱布上透着一点黄色的药水渍。

她想坐起来。伤口扯得疼。她重新躺平。

顾诚走过来，按住她的肩膀。

“别动。刀口还没长好。麻药劲刚过。”顾诚的手指冰凉。

柳芬芳看着他。

“我的包呢？”她问。包里有钱和粮票。那是她全部的底气。

“在柜子里。我锁上了。”顾诚指了指床头柜。木头柜子，刷着绿漆，掉了一大块。

柳芬芳没说话。她闭上眼。

顾诚拉过方凳坐下。方凳腿在水磨石地上划出刺耳的声音。

“你身体这样，去不了南方。老实在医院待着。”

顾诚盘算过。柳芬芳病了，需要人照顾。她没工作，没依靠。离了婚也走不远。最后还得求他。

他刚把离婚证藏在办公室抽屉的最底层。用一堆旧报纸压着。没人知道他们离了。在医院里，他还是她的家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