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马沟的冬天》写完了，终于可以静下心来再想一些问题。

我不是体制内的专业作家，我是四十岁以后才拿起笔开始文学写作的。人到三十不学艺，我为什么到了四十岁才开始从事文学写作呢？四十岁以前我又是干什么的呢？如果读完了《卧马沟的冬天》你就会对这个问题产生兴趣。

我的人生经历似乎比我书中的人物还要坎坷，还要艰难。我当过农民；当过乡村小学的民办教师；当过工人；当过国有中型企业的厂长。在我四十岁的时候遭受到了我生命里的第二次挫折和磨难（第一次磨难是在少年时代）。在厂长任上因招商引资中出现失误，同时又遭到诬陷，使我失去了工作。失去工作，也就失去了收入，也就失去了社交，也就失去了朋友。没有收入，没有社交，没有朋友，也就意味着没有了一切。这时正是我人生的中年，正是我对社会、对家庭肩负责任的时候。对社会的责任可以暂时放下，但是对家庭的责任却是推卸不掉的。做为一家之长的我没有了收入，一家人倾刻之间就没有了生活上的保障。这对我的打击确实是毁灭性的，一般人真的就要被打倒了。在这样的打击下，我也确实感到了茫然，感到了害怕，但我对生活并没有失去信心。悲，莫过于心死。只要心不死，就还有希望。

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我开始了又一次艰难的选择。恰在这时我手头有一本司马老先生的《报任安书》，书中的万世名让我没死的心灵一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乞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噘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成；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大底圣贤发愤之作。司马老先生说的多好呀。我不敢自比古代的圣贤，但我确实正在遭受人生的磨难，我的心志正在遭受苦难，于是我拿起笔。

对生活的感悟和体验，我可以自负地说比一般人要多一些。因为我的经历就比一般人多。我出生在一个算是高干的家庭里。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我正在省城上小学。运动一来父亲就成了运动的对象，被打倒，被开除，被关押。我和母亲，和兄弟姐妹被遣送回乡。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磨难。

在乡下，在数九严寒的冬天里我竟然穿不上棉衣，那时我才只有十岁。除了冻，还有饿。我和母亲在乡下因为没有户口，队里不给分口粮。我们母子只好靠捡麦子拾红薯来维持生计。

冷冻和饥饿还是能忍受的，让人忍受不了的是政治上的歧视。我该上中学了，父亲的问题仍没有解决，我和母亲还在乡下。那时候上中学不是凭考试，而是让贫下中农推荐。可想而知，我连上学的权力都没有了。一个少年人没有了上学的机会，那才是最可怕的事情。父亲虽然被打倒，但父亲毕竟是从县里出去的干部。父亲给当时县里的领导写了几封信，我才有机会走进中学的校门。

中学毕业，父亲的问题才得到解决。但我不愿再回到省城去，在我少年的心灵里，是故乡这片厚重的土地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接纳了我，养育了我，我不能弃它而去，我留下来在村里当了农民。乡亲们信任我，让我当了乡村小学的民办教师。后来企业招工，我才出来当了工人。

在工厂我是一名好工人。我只用了十二年的时间，就由工人到班长、到段长、到车间主任、到厂长一路干了上来。这是一个省直的有千余名工人的正县级中型企业，我一步步走上来靠的全是自己的努力。在厂长任上我干了八年，后来遭人诬陷离职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