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患者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表达对气管插管、心肺复苏和其他侵入性措施的意愿。

第六，所有决定必须由患者在清醒时充分知情后完成，并由家属、法律人员和医护人员共同见证。

下午，林长生把方案逐条告诉陶知。

陶知听得很认真。

“如果我呼吸衰竭，插管能让我多活几天，要不要插？”

“这取决于你当时的意愿和具体情况。”

“如果插管只能让我昏迷，不能恢复清醒呢？”

“你可以提前表达不接受。”

“如果有机会恢复呢？”

“那就需要根据病情重新评估。”

陶知想了很久。

“我希望保留清醒。”

“如果插管后有机会恢复清醒，可以短期接受。”

“如果判断不会恢复，就不接受长期机械维持。”

林长生把这句话记录下来。

“你还需要知道，临床判断不是百分之百准确。”

“我知道。”

“所以方案里要写清楚复评时间和停止指标。”

“写。”

陶远听完后，终于开口。

“如果我不同意怎么办？”

林长生看向他。

“家属意见很重要，但患者在清醒且具备决定能力时，本人的意愿优先。”

陶远低下头。

“我明白。”

“但我还是不想他死。”

陶知伸手拉住儿子。

“我也不想死。”

“那就别死。”

“我会尽量活。”

“不是尽量，是一定。”

陶知没有立刻答应。

过了很久，他才说：“我答应你，能活就活。”

陶远终于握紧了他的手。

“这才对。”

当晚，陶知的疼痛再次加重。

他出现了明显的恶心和背部绞痛，镇痛评分一度达到八分。

内科医生调整药物后，林长生在监测下为他施以温和针灸。

银针落在相应穴位，尽量不增加患者负担。

陶知闭着眼睛，呼吸逐渐平缓。

陶远站在床尾，第一次没有对针灸提出质疑。

“他这样会舒服一点吗？”

“如果反应好，会。”

“能维持多久？”

“每个人不同。”

“你能让他不疼吗？”

林长生没有说能。

“我会尽量让疼痛处在他能承受的范围。”

陶远点点头。

针灸结束后，陶知睁开眼。

“你们第二次开会，定下什么了？”

“让你尽可能少疼。”

“还有呢？”

“让你在清醒时做决定。”

“安乐死呢？”

“仍然不允许。”

陶知叹了口气。

“那我只能自己熬。”

“不是自己熬。”

林长生看着他。

“你有镇痛药，有护理，有家人，有医院。”

“还有法律。”

“对，还有法律。”

陶知笑了一下。

“以前我觉得法律只管坏人。”

“现在发现，也管着医生不能乱来。”

“它也管着患者不能被随便安排。”

林长生点头。

“所以才要把每一句话写清楚。”

深夜，林长生将会议纪要整理完毕。

赵广平站在办公室门口。

“你还不休息？”

“等患者签署前置意愿。”

“你觉得他会接受这个方案吗？”

“他已经接受了一半。”

“哪一半？”

“他接受了医院不能主动结束他的生命。”

“另一半呢？”

林长生看向住院部。

“他还在学习，如何接受自己会自然走到终点。”

赵广平沉默片刻。

“这个过程，谁都替不了他。”

“所以只能陪着。”

走廊里，护士推着治疗车经过。

呼叫铃在远处响了一声，又很快停下。

林长生重新低头看病历。

患者不是一组指标，也不是一个需要被抢救到最后一秒的目标。

他是一个正在做人生最后决定的人。

而医院要做的，是确保这份决定没有被疼痛、恐惧、金钱和无知替他做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