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梁到陈留的路，修了整整三个月。从秋天修到冬天，从树叶黄了修到雪花飘了。沈括一天也没有离开工地。他瘦了很多，颧骨突出来，眼窝陷下去，手上的茧子厚了一层又一层，但他不在乎。路修得比他预想的快，也比他预想的好。路面用石头打底，上面铺碎石，再铺一层粗沙，压路机碾过，平平整整的。两辆马车并排走，一点也不挤。路两边还挖了排水沟，下雨天，水顺着沟流走，不会淹了路面。

李谷来看了两次。第一次来的时候，路才修了一半。他蹲下来，用手摸了摸路面。路面是平的，糙糙的，不滑，也不硌脚。“修得好。”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比我预想的好。”

第二次来的时候，路已经修好了。他从汴梁坐马车到陈留，八十里路，走了一个多时辰。马车稳稳当当的，不颠，也不晃。到了陈留，他下了车，站在路边，看着那条路。路平平整整的，从汴梁一直通到这里，一眼望不到头。

“沈括呢？”

一个民夫道：“沈大人去前面看水渠了。”

李谷沿着路往前走。走了几里地，看见沈括蹲在路边，正在看一条水渠。渠不宽，一丈多，水清凌凌的，从黄河引过来，顺着渠一路往南，流进两边的田地里。沈括站起来，转过身。“李大人。”

李谷看着他。“路修好了。你该回京了。”

沈括点点头。“下官知道。”他转过身，看着那条水渠，看了很久。风吹过来，带着水汽，凉丝丝的。他蹲下来，用手摸了摸渠壁上的石头。石头是青石的，垒得很稳，纹丝不动。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转过身，跟着李谷走了。

赵明义接了一个新案子。是一个伪造官印的案子。一个商人伪造了县太爷的官印，盖在假文书上，骗了好几家店铺的银子。苦主告到县里，县里查不出来，又告到府里，府里也查不出来，最后告到大理寺。卷子堆了厚厚一摞，光证人的口供就有几十份。

赵明义看了三天，把所有的卷子都翻了一遍。官印是县太爷的，但县太爷说不是他盖的。文书上的日期是三年前，但印泥很新，不像放了那么久。他去找了那个商人。商人四十出头，白白胖胖的，穿着绸缎袍子，一口咬定文书是真的。“大人，那文书是县太爷亲手盖的印，我有他签的字为证。”

赵明义把文书拿去找人鉴定。鉴定的人是个老头，在衙门里干了一辈子，什么文书没见过。他看了半天，指着印泥说：“这印泥，最多一年。三年前的印泥，颜色发暗，这个太鲜了。”赵明义心里有了数。他去找了县衙的书吏，一个一个地问。问到第三个的时候，一个年轻的书吏脸色变了。赵明义把他叫到一边，问他知不知道假文书的事。书吏跪下来，浑身发抖。“大人，不是我干的。是那个商人逼我的。他给了我一百两银子，让我偷盖县太爷的印。我不干，他就威胁我，说我不干就找人打我。我没办法……”

赵明义把案子审清了。商人买通书吏，偷盖官印，伪造文书，骗了五家店铺，共计三千两银子。商人被判欺诈，杖五十，罚银千两，流放三千里。书吏被革职，杖三十，永不录用。县太爷失察，罚俸半年。判决下来那天，几个苦主跪在大理寺门口，磕了好几个头。赵明义站在台阶上，看着他们走远，转身回了屋。

张寒在户部查了一个冬天的账，把各地的学堂账目都查了一遍。有的地方办得好，有的地方办得差，有的地方根本没办。他一份一份地看，把办得好的记下来，办得差的也记下来。办得好的，有陈留县的周县令，自己垫了三百两银子，修了一座好学堂。办得差的，有安阳县的吴县令，银子拨下去一年了，学堂还没动工。张寒把名单整理好，拿给秦墨看。

“办得好的，赏。办得差的，罚。”秦墨看了一眼名单，“赏罚的事，你拟个章程出来。”

张寒拟了一份赏罚名单。陈留县周县令，赏银百两，升一级。安阳县吴县令，罚俸半年，限期三月内修好学堂。名单送到御书房，柴宗训看了一遍，批了几个字——“准。发往各地。”

腊月二十三，小年。柴宗训把沈括、赵明义、张寒三个人叫到了御书房。他们站在书案前面，垂手站着，都不敢说话。柴宗训看着他们，看了很久。

“沈括，路修好了。朕听李谷说了，修得好。明年开春，你再去修渠。黄河的事，不能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