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涨了点，我估计六七千、七八千顶天了。

夏主任，你要准数，我可以让她把工资条拿出来，一张一张，月月都有。”

夏东海记了两笔又问：“那你们家孩子呢？几个孩子？干什么工作？”

“就一个儿子。”

孙连城说，“大学毕业以后留在临江省京海市，在京海市刑警支队上班上班，自食其力，没沾我什么光。

他成家买房，首付是我跟我爱人张桂兰凑了一笔，剩下的他自己还贷款。

我们家不是那种一家子都在圈子内就互相照应的，就我们老两口儿在京州，儿子在外地，一年回来不了几趟。”

“你儿子买房，你出了多少钱？”

“具体多少是张桂兰去办的，我没经手。”

孙连城说，“我记得是把家里头攒的钱拿了一块出去，好像是二十万。

这笔钱在他那儿，不在我们账上。

你们要查，流水都能对上，走的是银行转账，不是现金。”

夏东海又问：“你们自己住的房子呢？几套？什么性质？”

“就一套，机关家属院的房改房。”

孙连城说，“早些年房改的时候买下来的，花了多少钱，合同、发票都在，就那么点面积，普普通通。

我没买过商品房，没置过第二套房，这个在我财产申报里头都写着，你们可以对。”

“车呢？”

“现在家里没车。”

孙连城说，“我上班有公车，那是公家的，不是我个人的。

张桂兰出门骑电动车、坐公交，我们家现在没有私家车了。”

夏东海一连串问下来，孙连城一句一句地接，不卡壳也不抢话，

问什么答什么，答完了还主动告诉你去哪儿查、拿什么对。

这反倒让夏东海不好再往深里挤。

办案子最怕两种人，一种是死不开口的，一种是太敞亮的。

死不开口，你可以慢慢磨；太敞亮了，每句话都摆在明面上，你想抠都抠不出缝来。

刘建国在旁边听着，心里头有数，微微点头，又问了一句：“连城同志，我再问你个事。

你们家这两百万，是在张桂兰名下的账户里查到的。

她一个文化馆的科员，平日里跟什么人来往多一些，外头有没有什么朋友、什么老板，你知道吗？”

“刘书记，你要说她平日里来往的人，”

孙连城说，“就是单位那几个同事，再就是家里头的亲戚，姐妹兄弟。

她这个人社交简单，下了班就回家，不串门、不赴宴，更不跟什么老板打交道。

我当官这些年，对她有一条死规矩：我的饭局她不许去，外头送的东西她不许收，打着我旗号找她办事的，她不许应。

这一条，她守了一辈子。”

他顿了顿，语气沉了些：“所以我接到电话才纳闷。

她要是真有两百万的来路，那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她娘家那头的事；要么就是有人借着她的户头走了什么钱，她被人蒙在鼓里。

具体是哪一种，我现在不敢瞎说，得请组织上查。”

“你倒是推得干净。”夏东海冷冷地来了一句。

“我不是推。”

孙连城看着他，不躲不闪，“我是在给组织上提供方向。

钱在她账上，我不回避；可钱怎么来的，我真不知道。

不知道的事，我不能为了显得自己配合就乱认、乱编。

夏主任，我要是顺着你的话瞎认一气，回头查出来不是那么回事，这算谁的？”

夏东海被噎了一下，没接话。

刘建国摆了摆手，把话头接过去：“行，这些情况我们都记下了。

东海同志，你接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