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这碗饭，看着是查别人，其实最难的是拿捏分寸。”

刘建国说，“查松了对不起老百姓，对不起组织；查过头了，冤枉了好同志，一样对不起组织。

一个能干事的干部，要是因为咱们一句话、一个态度给毁了，这个责任，你担还是我担？”

屋里静了一会儿。

夏东海叹了口气，靠回椅背上，仰头看了一会儿天花板。

“刘书记，那您的意思是？”夏东海问。

“我的意思很简单。”

刘建国说，“咱们先把意见拿出来，然后跟汉东省委那边打个招呼，通个气。

我个人的看法，孙连城目前还不能立案。”

“不立案？”

“对，不立案。”

刘建国说，“理由就一条：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两百万是个线头，不是个结论。

顺着这个线头往下捋，该查的查，该核的核。等捋清楚了，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谁也跑不了。

可在捋清楚之前，不能动立案的措施。”

夏东海手指头在桌面上敲了两下，没说话。

“我知道你心里不踏实。”

刘建国说，“你怕放了手，走了风声，人家底下做手脚。

这个我考虑过。

人可以先留在京城，名义上是配合调查，实际上也是把他放在咱们眼皮子底下。

这样外头那些想串的、想动的也伸不进手来。”

“留在京城？”夏东海问。

“嗯。”

刘建国说，“不让他回去，也不把他关起来。

就留在京城，随叫随到，该谈话谈话，该核实核实。

对外头也好交代，对他本人也留了余地。”

夏东海想了想：“汉东省委那边，我来打招呼？”

“我来吧。”

刘建国说，“我一会儿就给沙瑞金同志那边去个电话，把咱们的意见说清楚。

沙瑞金是个明白人，他懂这个分寸。”

“那他要是不同意呢？”

“他会同意的。”

刘建国说得很笃定，“沙瑞金要是个护短的、或者是个糊涂的，他也不会坐到今天这个位置。

咱们按规矩办事，他没有不同意的道理。”

夏东海又沉默了一会儿，终于缓缓点了点头。

“行。”

夏东海说，“就按您说的办。

不立案，人留京城。

不过刘书记，我把丑话说在前头，后头要是查出东西来，该动手的时候，您可别拦着我。”

“我拦你干什么？”

刘建国笑了，“真查出问题，我第一个签字。”

夏东海没接那个笑，忽然说：“刘书记，我不是跟他孙连城置气，我跟您说个旧事。”

“你说。”

“我刚干这行那会儿，在省里碰上一个副县长，

也是家里头查出一笔钱，数目比这个小，五十来万，那可是十多年前的五十万。

他自己咬死了说不知道，我那时候年轻气盛，不信，

觉得哪有家里头放着钱自己不知道的，就往死里问，一轮一轮地谈，搞得人天翻地覆。”

“后来呢？”

“后来查清楚了，真是他老婆背着他收的，远房亲戚求他办事，直接找的他老婆，他从头到尾不知情。

人是放出来了，可撤职的文件没撤，组织上给安排了个闲职。

我去看过他一回，他没骂我，也没甩脸子，

就说了一句，夏东海同志，你们办案，能不能先把人当人，再把人当犯人。”

刘建国没说话。

“这话我记了快二十年。”

夏东海说，“所以您今天说我感情用事，我认一半。

我不是非要跟他过不去，我是干这行干出毛病来了，看见钱，看见说不清的账，这根弦就绷着松不下来。

多少案子，一开始都喊冤枉，比他孙连城喊得凶的也有，可十个案子里头，最后真冤的往往就那么一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