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陆川穿着前一天那件皱巴巴的衬衫，走进了省发改委的大门。

他本想回去换身衣服的，但出租屋里的情况比他预想的更糟——

冰箱断电了，一股腐臭味扑面而来，他花了半个小时清理，最后只在衣柜里翻出了这件勉强能穿的衬衫。

算了。

他走进大厅的时候，正好是上班高峰期，电梯口挤满了人。

陆川的出现，像一个开关被按下了。

说话声戛然而止。

正在低头看手机的人抬起头，正在和同事聊天的人闭了嘴，正在往电梯里挤的人自动让出一条通道——不是欢迎，是躲避。

那种安静不是尊重，是恐惧。

像走在一条街上，两边的人都怕沾上瘟疫，纷纷退避三舍。

陆川面无表情地穿过大厅，进了电梯。

电梯里原本有五六个人，看到他进来，其中三个人默默地退了出去，宁可等下一班。

门关上的瞬间，他听到身后传来一声低语，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电梯里格外清晰——

“他还敢回来？”

陆川没有回头。

电梯在七楼停下，他走出来，沿着走廊往自己的办公室走去。

走廊里遇到的人，反应如出一辙——目光闪躲，假装没看见，侧身让路，等他走过去了才敢继续走路。

有人跟他打招呼了吗？

没有。

有人问他“你还好吗”了吗？

没有。

陆川推开办公室的门，站住了。

他的办公桌不在了。

不，准确地说，是“他”的办公桌还在，但桌上的东西全换了。他的电脑、他的文件、他的茶杯、他的全家福相框——全都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盆多肉植物，一个粉色的马克杯，和一个hellokitty的鼠标垫。

一个女人正坐在那张桌子后面涂口红。

赵琳。

他带过的“女徒弟”。三年前她考进发改委，分到综合处，什么都不会，是陆川手把手教她写材料、做方案、应对领导。

去年年终考核，他把一个b类项目的牵头机会让给了她，帮她在处里站稳了脚跟。

她叫他“师父”，叫了整整三年。

“赵琳。”陆川站在门口，声音不大。

赵琳的手顿了一下，口红从嘴角画出一道歪歪扭扭的线。

她抬起头，表情从惊讶迅速变成了尴尬，又从尴尬变成了一种刻意的冷淡。

“陆……陆哥。”她站起来，但很快又坐下了，像是在提醒自己“不需要对他太客气”，“你……你怎么来了？”

“这是我的办公室。”

“现在是综合二科的办公室了。”

赵琳的声音很平，平得像在念一份公文，“上周处里调整了办公用房，你这间被重新分配了。你的东西……好像在楼下库房。”

陆川看着她。

三年前，赵琳第一次写调研报告，被他打回去重写了六遍，最后一遍写到凌晨两点，她红着眼圈说“师父我是不是特别笨”。他说“你不是笨，你是不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