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设计简单得近乎粗糙，但书名很有意思——《我们播种爱情》。

“徐怀中的小说。去年十月出的，写解放军进藏的事儿。”孙茂林把书搁在最上面，“一本写西藏的书，书名偏偏叫'播种爱情'。这名字取得——啧。三块二。”

五本书在桌角排成一排，李明远皱起了眉头。

孙茂林的藏书还真没让他失望的，但是对方开出的价格基本上要比市面上要高出一倍还要多。

孙茂林退后一步，抱着胳膊靠在架子上，等李明远的反应。

李明远犹豫了一下：“能——”

“不能便宜，就这个价。”

李明远的话还没说出口就被呛了回去。

他也没恼，只是有些纠结，他不擅长讲价，但是也是不想被当作冤大头宰。

他翻看了一下几本书，目光却落在孙茂林右手边，电路板和焊锡条的旁边，就是那本黑壳精装的《纯粹理性批判》。

而紧挨着它的那本俄文墨绿色精装书——李明远现在看清了。

《叶甫盖尼·奥涅金》。

一个喜欢哲学，也喜欢诗的人？

李明远想起五年前在复旦旁听的郑昕先生讲康德时说，哲学和诗是一回事，都是在混沌中寻找秩序。

这话他一直没忘。

“你这本康德——”李明远指了指那本黑壳书，“在哪买的？”

孙茂林本来以为李明远都已经放弃了，没想到对方盯上了自已手里的这本。

“嘿，你知道康德，这本在哈尔滨买的。”他说，语气比刚才报书价时慢了半拍，“五六年的时候买的。那时候商务刚出这个译本。”

“蓝公武的译本？”

电烙铁从孙茂林手里放下了。

“你知道蓝公武？”他把眼镜往上推了推，镜片后面的眼睛有些震惊。

“我在大学里旁听过哲学课。”李明远推了推眼镜，“老师讲过康德，说蓝公武这个译本是花了十几年功夫译的，抗战的时候稿子藏在煤筐里才没被炸毁。可惜我只听了三节课，讲到'先验感性论'就没再往下听——后来参了军。”

孙茂林不说话了，他看着李明远的表情，对方的表情好像是认真的，不是胡诌。

“旁听过三节哲学课，就知道蓝公武的译本。”他挑了挑眉头，“你是哪个大学的？”

“复旦。没读完——肄业。”

“复旦？”孙茂林点点头，“复旦还有哲学系么，你啥时候听的课。”

“五五年的秋天。哲学系已经没了，是中文系开的一门选修课，叫'西方哲学概论'，讲课的是个姓郑的老先生，留德回来的。”

“郑昕？”

李明远愣住了。

孙茂林看着他的表情，知道自已猜对了。

他把那本《纯粹理性批判》从桌上拿起来，翻到扉页——扉页上有一行钢笔字，字迹清瘦有力，写的是“孙茂林购于哈市新华书店，一九五六年三月”。

“郑昕是国内研究康德的权威，我听说过。”孙茂林叹了口气，“没想到今天还真遇见个大佛。”

广播站里安静了片刻。

桌子上的电烙铁慢慢冷却下来，松香味散了。窗外有风吹过电线杆的呜咽声，隔着窗户传进来，闷闷的。远处食堂那边有人在喊开饭，《喀秋莎》的唱片已经放完了，唱针在唱片末端的空槽里一圈一圈地转，发出细碎的沙沙声。

孙茂林站起来，走到唱片机旁边把唱针抬起来。他手指头在唱片架上划过去，停在一张封套有些旧了的唱片上，抽出来，搁上唱机。针落下去，喇叭里传出的不是苏联歌曲了，是小提琴协奏曲——一段长笛和双簧管的引子，像春水一样在屋子里淌开来。《梁祝》。

“既然是真喜欢看书的。”孙茂林转过身来，靠在唱片机上，抱着胳膊。他用下巴指了指桌角那一排书，“这些书你挑几本借走看吧，看完了记得还回来。”

“啊这——”

“别客气。”

“可是我是东极分场的，可能一年也来不了总场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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