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又震了。

手机又震了。

不是苏半夏，是另一个对话框弹上来的消息。发送者的备注名写着“韩明哲”，头像是一张柏林勃兰登堡门的侧拍，逆光，拍得不太清楚。

消息不长，一句话。

“师弟，柏林那个案子终审判决出来了。marcus被判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三年，终身禁止行医。”

贺知舟的拇指停在屏幕上方，没有往下滑，因为消息已经到底了，就这一句，没有第二条。

韩明哲发完这句话以后没有追加任何评论，没有“大快人心”，没有“总算等到了”，没有“你怎么看”。

他了解贺知舟。

贺知舟把那句话读了一遍。每个字都认识，每个信息点都清楚。marcus，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三年，终身禁止行医。

终身禁止行医。

这六个字比前面的刑期重。对一个外科医生来说，被剥夺拿手术刀的资格，比关进监狱更接近一种真正的惩罚。

飞机又颠了一下，保温杯在桌板上滑了半公分，杯底蹭过塑料面发出一声轻响。

贺知舟把手机放下来，靠回椅背上。窗外的云层还是那片云层，白的，厚的，看不到底下的地面。

他没有回复韩明哲。

不是忘了，不是不知道该说什么，是没什么好说的。三年前的事，该走的程序走完了，该判的判了，该禁的禁了。一个曾经站在手术台上的人，从今天开始永远不能再碰手术刀。

够了。

他拿起手机，拇指在屏幕上滑了两下，滑过了韩明哲的对话框，滑过了苏半夏的对话框，滑过了方晓雯、程铮、高启峰的对话框，停在一个很久没有点开过的名字上面。

elena

weber。

头像是一盆绿色的植物，拍得很近，能看到叶片上的脉络和边缘微微卷起的弧度。文竹。

他点进去，对话记录很短。上一条消息停留在四个月前，elena发的一张照片，文竹摆在窗台上，背景是柏林灰蒙蒙的天，叶子绿得有点倔。

贺知舟的拇指在输入框里敲了一行字。

“文竹还好吗？”

发出去。

客舱里的引擎声嗡嗡地响着，空乘收完餐盘往回推车，轮子的声音从远处滚过来又滚过去。隔壁座位的乘客翻了一页杂志，纸页的声响细碎。

屏幕暗了。

他没有锁屏，手机就那么搁在桌板上，屏幕朝上。保温杯挨着手机，杯壁上的水雾干了一半。

一分钟。两分钟。

窗外的云层裂了一条缝，底下露出一小片地面，田块拼成不规则的色块，绿的黄的棕的。

三分钟。

屏幕亮了。

elena的消息弹上来，四个字，一个标点。

“很好，长了新叶。”

贺知舟看着那行字，拇指搁在屏幕边缘没动。

飞机开始下降，机长的广播声从头顶的喇叭里传出来，说前方是江城白湖机场，地面温度十二度，请旅客系好安全带。

他把手机拿起来，看了一眼对话框底部的时间戳，三分钟前发出去的消息，三分钟后收到的回复。柏林和江城隔着六个小时的时差，那边是凌晨，elena应该已经睡了，但她还是回了。

他没有再打字，把手机锁了屏，揣进夹克内兜里。

保温杯拧上盖子，桌板收起来，安全带扣紧了一格。窗外的云层散了大半，地面越来越近，能看到公路上移动的车灯，一条一条的，像脉搏。

隔壁座位的乘客合上杂志，扭头看了他一眼，大概是觉得他从上飞机到现在除了喝水就没什么动静。

贺知舟闭上眼，后脑勺靠在座椅头枕上，手指在夹克口袋里碰了一下手机的边角。

elena的那盆文竹是三年前他离开柏林时留下的，摆在研究所宿舍窗台上，他走的时侯跟elena说帮我浇水，等我回来拿。

三年了，没回去拿。

文竹还活着，长了新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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