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海华北京某报社

四姨是我妈的一个本家妹妹，一个曾经很美丽的女人。她有一段家境殷实的日子：两个可爱的孩子，四姨夫是一个不错的木匠。

在大儿子订婚时，四姨夫病了，整天躺在炕上，什么也不能吃，肚子肿得象个锅。等他把家里积蓄花光后，自己一闭眼走了。

丧事办后，媳妇那头来信儿，不干了。四姨就在那时开始老了。

四姨没文化，只靠种地、靠母鸡下蛋卖钱花，儿子年纪越来越大，只能眼看着着急。

一年老天爷也不长眼，降了一场百年不遇的霜冻，油绿油绿的庄稼一宿就霜死了。第二天早上四姨起床后看到满园的破败景象，就向山上自家责任田跑去，她在地垅头边上一直坐了半个晌午。看着花了近一年来心血寄予全部希望的土地，白白地瞎了，眼眶里溢满泪水。

她是一个要强的女人，不能被困难击倒，勒紧裤腰带，向命运发起挑战。她自己学着织席子，钉盖帘卖钱。大雪天还在外边场院上扒秸，两手连冻带伤，血糊殷拉的都不肯休息。因为年前腊月根，人们都用盖帘淘黄米，蒸年糕豆包，春节一过，就投有人买了。

她又让小儿子跟着同母异父的娘家哥学木匠，四姨夫生前用的那些家什，都好好地放着，那有四姨夫的影子，四姨把它们给了儿子。小儿子跟着舅舅去外边做活。他很能干，每到一处，东家发给的工钱，都有他一份，但娘舅从没有给过这个苦命的外甥。

那是九六年的冬天，四姨终于倾其所有地把大儿媳妇娶回家。孩子结婚那天，四姨穿了件很干净的棉外罩，她屋里屋里地忙碌，招呼客人。那一天，我仍觉得四姨很美，尽管她的背很历害地往下塌着。

儿子的蜜月还没度完，媳妇就卷着包回娘家了。儿子急三火四地接了好几次，最后一次，新娘子委婉地说：“让婆婆和小叔搬出住，三间房归咱。”就这样，四姨拿着大红牡丹绸布包，那是嫁给四姨夫时的唯一的嫁妆，走出了已经生活二十年的家。临出门，她一步一回头，她留恋呀，留恋这留下她的一生最真爱恋和一生最苦血汗的家园。

在小儿子娶媳妇时。姑娘捎过口信儿，不多要，一万块钱吧。四姨一年毛收入近两仟元钱，凑足这笔“巨款”，一年内娘俩不吃不喝，还得等上五年。以前她从没向别人伸手借过啥。但这次，在邻里面前，她不得不红着脸向人家伸出了手。四姨缺少经济来源，没有几个人肯借钱给她，孤儿寡母的，担心没能力偿还。

那时我还在学校读书。在一个暮春里到了四姨家。四姨见我去了，高兴找出一把白面要给我烙千层饼。四姨夫活着时，她经常给我做这种千层饼。那时的四姨爱围着一条很精致花格裙，用一支漂亮的蓝发夹别着额前那一缕经常挡眼睛头发。当时，尽管我很小，但我发现四姨这很自然的一别，给人的感觉可好了，有一种说不出的美。四姨烙好饼，便牵着我的手，到院落里看四姨夫打家俱，她有时给四姨夫递过一条毛巾，擦擦脸上的汗水；要不递一杯热茶。四姨不爱说话，即使跟四姨夫在一起时，她也很少说，只是专注地看着四姨夫手边翻起一朵朵幸福的木花。

四姨看着我吃饼，叹口气说：“快到五月份了，天还不下雨，到现在一块地也没种上。前些日子下了二指雨，咱家没有人手、牲畜，一直没种上。秋天，你二哥还要结婚，现家里啥东西都没有，拿什么结？”四姨眼圈红了，“前院二子他妈对我说过，要给我找个伴……”四姨没再往下说。我环视着这个破落的屋于，五六年了，四姨确实需要一个伴了，不仅仅是需要一个人来同撑苦难，更主要的是，她应该有一份精神慰藉。

到了那一年七月，我回到县城去办事。在街上，猛听背后有人叫我名字。四姨正守着一袋子黄灿灿的杏在叫卖。她抓了一大把杏塞到我手里，叫我吃。然后又兴奋地对旁边那个卖鸭梨的人说：“这是我外甥女，总惦记我，春天是从我家是哭着走的。”“闺女，我有人疼了，你别惦心了。”我看到四姨眼底有一股幸福在荡漾着。“这些杏就是‘他’一大早帮我从树上摘下的，又骑车给我送到这里。他在县里糖厂上班呢，那，不远”四姨指了指正冒黑烟的大烟囱下面几排厂房。“还是个干部呢！”我坐在四姨身边一连气吃了好几个杏儿，真甜！当我走时，她又给我装了好多的杏儿，我没有推拖，她牵着我的手送我很远。

我以为，四姨从此会过上好日子，谁知县城那一见，竟是永别。

继四姨父走进那个破旧的屋于，同四姨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随之而来便承受着社会上舆论压力。人们说三道四，指手划脚。无论别人怎么指手划脚都可以忍受，但自己的亲生儿子的手指，一下子便刺穿母亲的心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