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小学以后，每每草草完成作业便酣然入睡。夜已深，而爷爷总会点着台灯，戴着眼镜，为我检查作业，发现了错误就用铅笔在旁边轻轻地标出，第二天一早便会提前把我叫醒让我改正。有一次，睡得正香的我被打扰了好梦，于是就开始大发脾气，以致于最后把家里所有睡着的人都吵醒了。爷爷一改过去温和的脾气，严厉地教训了我。从来没有看到爷爷生这么大的气，我只得灰溜溜地收敛起我的坏脾气，一边“委屈”地往肚里咽眼泪，一边摊开了作业本。从此我的任性胡闹便没有了市场。

十岁那年，我回到父母身边就读，只能偶尔回京探望。随着岁月的流逝，爷爷的年纪越来越大了，但他对我关怀依旧。从小到大，我总喜欢坐在爷爷身边，听他讲述我从前的趣事。可长大后，听了那些关于自己小时候滑稽的故事，我不但笑不出来，反而鼻子酸酸的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因为我明白爷爷知道他已日薄西山了，他趁着自己记忆力还好，还有精力与年轻人分享快乐就把这些陈年往事都告诉我，不致使我关于童年的记忆是一片空白，更不会因此而感到遗憾，就像毕淑敏的散文中写的那样：“哪一天，我们身后那扇冰冷的大铁门戛然落下，我们对以前的事情就会无从知晓。”血，总是浓于水，正是这份无法割舍的亲情牵动了彼此的心。在爷爷眼里，我就是他的精神慰藉。

十八岁那年，我有幸考上北京的一所大学，爷爷知道了这个消息高兴极了。他陪着我逛遍了整个西单为的是能买到一个最好的行李箱，他忙着向报社写信询问有关在京大学生的户口迁入问题，他还陪着我挤公共汽车赶往火车站去接我的一个同学……一切的一切都只为了我——他的亲孙女。

正当我得意于命运之神的青睐时，正当爷爷沉浸在欢乐的喜悦中时，不幸的事却在我身边接二连三地发生，这使我终于相信了那句古话：福不双至，祸不单行。

开学没多久，爷爷被确诊为肺癌。残酷的现实除了让我扼腕长叹外，更让我落泪于爷爷对我一如既往的爱。在住院期间，化疗的苦痛并不使他对我的关怀减少半分。每当我周末赶去探望时，爷爷总是热切地想了解我的在校情况：哪儿不习惯，缺什么东西，学校伙食怎么样，学习还跟得上吗？临走时，爷爷总是让我把别人送给他的营养品带回学校，并再三吃嘱咐我注意身体，好好学习。

在那个京城无处不飞花的季节里，奶奶离开了我们。这对与她携手经历过半个多世纪风风雨雨的爷爷来说，打击无疑是太大了。在以后的日子里，爷爷总是缄口不语，若有所思，但我仍能清楚地感觉到他在我身上倾注了更多的爱，我知道我是他希望的延续，是他的精神支柱。

在那段希望濒临绝灭的日子里，我真想做出一些成绩能令爷爷感到高兴。终于，在迎接香港回归的一系列活动中，我参加的万人大合唱节目即将在电视上播出了。爷爷听了这个消息，异常高兴，他不仅要观看电视实况转播，还让舅舅用录相带把节目录下来。爷爷在看节目的时候激动得坐立不安，不时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凑近了屏幕在万头攒动的人群中仔细地辩认着我的身影，往往是还没来得及看清就换了镜头，无奈之余只好又坐回原位——神情就像一个小孩子。是呀，只有自己的至亲才会发自内心地为我感到高兴和骄傲——哪怕我在节目中只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角色。对于爷爷而，我的成绩就是他的收获，我的欢乐就是他的愉悦。终于，久违的欣喜之情又写满了爷爷的面颊。

正当我们沉浸于此时，爷爷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他全身浮肿，躺在洁白的病床上，手上满是针眼和淤血，我守候在爷爷身旁，不禁惊讶于生命竟会如此脆弱：输液瓶中一滴滴液滴使生命得以短暂的延续，同时它也在计算着生命的消耗。

1997年7月1日是一个国人翘首期盼的日子，可对于我来说，我宁愿它是历史的一段空白。当我无奈地看到心电图上的曲线是如何笔直的向另一个世界延伸时，我深刻感悟到一个生命在医学意义上的终结……

无声无息，爷爷走了，留给我的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在后来的一件小事中，我更体会到它的凝重与宽厚。从一位前来吊唁的、爷爷生前的老朋友口中得知，在爷爷生病期间，他曾去探望过，当时只有爷爷一个人在家。在他们交谈的过程中，爷爷无不骄傲地将我的节目录相带拿出来放映，“真不容易啊，那么大年纪的人了。为了把录相机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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