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琳中央民族大学

我辍学了，在十八岁那年，十八岁，在别人眼中，是一切美好的开始，然而在我眼时却是人生坎坷崎岖的开始，无接过妈妈手中的旅行包和车票，我不敢看妈妈那因我的轰学前痛苦自责的脸和新添的白发，心中纵然百感交集，纵然一生也许都将与书本无缘，与向往已久的大学无缘，然而为了安慰年迈的父母，我还是故作潇洒的将包甩过肩头，挥了挥手就头也不回地踏上了北上的火车——颇有一种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豪迈。

但很快我就尝到世间的冷暖了，当我来到祖国母亲的心脏——北京时，打工的人流充满了各个角落，当我投奔的老乡告诉我他们的工作只需要熟练工时，我初到异地的那份新鲜和好奇迅速被焦虑和惊慌所取代了，这只意味着一个铁一般的事实——我的希望落空了，怎么办？生活费所剩无几了，而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城市里只有这一位老乡，他的生活也是清贫中的清贫，我若长住显然是希望渺茫。何况住久了万一被当地联防队抓住了可不要累及人家。虽然说老乡连说没事没事，然脸色已不如原时温和了，于是我一边让人给我找活，一边做好了回去的准备。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就在我觉得已无住着的意义时，老乡给我带来了福音——有一份瓦工的活问我愿不愿意。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只要能不回去面对父母失望的脸，我拼了命也要留下。于是我连夜拎着唯一的财产——几件换洗衣物就来到了工地，开始了我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我住的是简易的四面透着亮光的工棚，不分白天黑夜的抬砖、递砖、拎泥……几日下来，肩上磨出的泡渗出了丝血水，浑身的骨头似乎快承受不了过重的负荷而濒临散架的危险，但我不在乎，真的，只要能挣钱，我什么都不在乎。

在北京不到一年，我换了好几个工作，而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则是一次给一栋高达四十多层的大厦擦玻璃。那是个下午，我和我的几个兄弟吊在十四上擦，在转身从另外一个工友那拿清洗液的时候，我的脚一时打滑，一脚踏空，直直就往后倒去，我顿时魂飞天外，直觉身子猛地往下一坠，重心不知在何处，却本能的挣扎，幸好腰上的救命索救了我，但我过猛的挣扎让我的头重重的磕在玻璃窗上，血顿时溅了出来，我眼一黑，失去了知觉……

当晚躺在床上，也不觉到疼痛，只是头一次真真感到了想家。想着离我而去的校园，老师和此时正在明亮的教室中温习功课的同学，还有在煤油灯下补衣服的妈妈和病榻前的爸爸，我才十八岁啊，正是圆梦的年龄，而我，却要过早的在我人生的旅程中承担我稚嫩的双肩不应承担的重担，我好累，好苦，好想哭，可却找不到可以依靠的肩膀。

从这以后，我更深切地体会到打工的艰辛，尤其是向我这样才从校园里出来即没有任何专业知识又没有任何经验的年轻打工仔，那些黑心的老板老是恨不得榨光我们身上的每一滴血甚至还要倒贴，那年下半年，我不得不学会保护自己，争取自己的权利，得到自己应得的钱并不至被人欺负，当我在一家所谓的铸铁厂——实际连我在内不过十人，我们只需负责将碎铁皮，铁屑挤压成一个大铁块送往钢铁厂炼钢，本来老板赚得已经够多了。然而这家伙死不知道，不听我们的抗议，硬将含铁很少的，约三四十公斤重的氧化铁皮用蛇皮袋起来挤压在铁块里，但不久被钢铁厂发现了，不光退回了所有的货，还罚了老板好几万块，事后老板企图从我们身上找回点损失，工钱不但不发还要扣我们每人十元钱，我们不同意，联合起来要罢工，一连持续一星期，老板最终还是屈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