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时，记得是一九七二年佛光山开山第六年，蒋介石行至高雄西子湾行馆，他多次派随扈到佛光山表示想小住数日。当时佛光山刚开山不久，房舍又少，山上正举办信徒讲习会，于是请他延后几日，我特地把自己所住的慧明堂重新装修，连盥洗室都做了一番改造，准备欢迎他上山。就在这个时候，原本上山日期都已定好，却忽然得到与日本“断交”的消息，于是他匆匆返回台北。后来在阳明山出车祸，之后一病不起，三年后就逝世了。

蒋介石往生后，秦孝仪先生为他笔录的遗嘱，内容繁琐冗长，且强调以耶稣基督的信徒自居，我深不以为然。我认为领导人乃是全民众的，不是只属于某宗教的！尤其他的逝世，我们全宗教都至感哀痛，为他诵经悼念，但他的丧葬典礼却宣布要以基督教仪式进行。对此，我想起过去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大元帅府，有一个秘书常在府里宣扬基督教，孙中山先生喝令禁止。秘书抗议说：“你要知道，你也是基督教徒呀！”孙中山先生说：“孙文是基督教徒，大元帅不是！”

老蒋先生的一生，我们不够资格来议论，但对于蒋先生虽然领导全国军民坚持抗战，延续中华民族命脉，他的失败，在此我不得不批评一句，这一切都是由于他的心量不够宽宏所致，他把黄埔军校出身的，都视为嫡系的子弟兵，是亲信部队，其他的为杂牌军，造成部下分化、军心涣散，如汪精卫、胡汉民、李宗仁等，他们相处都势如水火，派系之间彼此互相斗争，而他从中操纵、利用，这实在是有失一个伟大军事家的宽容风范，如果他的心量能够大一点，对各军队能一体同仁地看待不分亲疏，对政治犯能包容一些，他会有不同的结果。

老蒋先生之后，我与蒋经国、蒋纬国，甚至蒋孝武、蒋蔡惠媚等蒋家后代，也有很多的因缘关系，都有值得记忆的意义。

蒋经国先生继老蒋之后续任，在他就任后的第八天，就到佛光山参拜。那时山上设备简陋，只有东方佛教学院一角，他到了之后便巡视每间教室，并与学生聊天，让人见识到他平民化的作风。

经国先生在任内，有四次上佛光山的记录，对本山的大慈育幼院也曾捐款赞助，对大悲殿的万尊观音更是赞叹有加。过去老蒋喜欢参拜佛寺，经国先生也是，我想最主要的是他们对中华文化的保留，真的用心想要维护。

承蒙他曾召见我，我也利用机会提出建：让佛教徒办社会的大学，因为当时天主教与基督教，分别在台湾设有辅仁大学、东吴大学、东海大学等，唯独佛教没有大学。

那个时候台湾“教育部”明令不准办大学，我建议说，佛教人口居世界之冠，尤其移民世界各地的华侨那么多，他们大部分都是信仰佛教，而台湾都没有一所佛教所办的大学，有被冷落的感觉，希望政府能开个方便门。他连说：我记得！我记得！

后来台湾开放设立大学，使得原本只有三十多所大专院校，到如今增至一百多所。甚至不知什么原因，竟然让我也有机会办了南华大学与佛光大学，我想这还是得感谢经国先生的开明与德政。

另外，一九八六年四月，国民党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午用餐时，有人递了一张字条给我，说经国先生要我在会中作一个报告。当时俞国华任主席，蒋经国之外，郝柏村、李登辉等人也在座，我当众提出建议，希望国民党对于党外人士要包容，因为党外也有很多的优秀人才。

事后，《中央副刊》还记载了我讲的话。记得当天一共提出四点建议，其中包括开放大陆探亲。不久之后，党部月刊说：“经国先生开放的脚步加速了！”经国先生的政治改革，当然也不是因为我的建议，是时代的需要。

经国先生一向自负、自信，平时不容易听进部下的建，但我不是他的部下，我没有职务在身，也不做官，虽然曾被选为“中央评议委员”，坦白说，我也不知道这个头衔是因何而来，我对“国是”提出建，只是尽一介平民的本分，提供一点意见，他的改革开放，应该是很多因缘助成的。

说到经国先生，他亲民爱民，这是众所周知的，他一生与民间的往来，有很多小故事我都耳熟能详。我非常敬重他民主而独特的行事作风，过去他任“政治部主任”、“国防部长”、“行政院长”时，我们有一些法会或社团活动，他到场时都是默默从旁经过，并没有大阵仗地有许多随扈跟从，可以说是行事很低调的人。

经国先生对台湾贡献很大，这也是全民公认的。例如他培养本省人才，选拔很多本省优秀青年如许信良、张俊宏等人到海外留学，希望台湾能慢慢“本土化”。

他创办“救国团”，把青年的活动纳入到暑期、寒假的战斗营之中，让青年们在战斗营中成长，解决了青年的问题。后来也解除戒严，并开放人民到大陆探亲，使台湾真正步上自由民主之路。

早期他所主导的“十大建设”，带动台湾的社会发展，加上尹仲容、王昭明、李国鼎、俞国华、孙运璿等财经首长推动经建政策，更让台湾的经济起飞，继而缔造了台湾的经济奇迹。他们对台湾社会的转型，以及台湾经济的发展，都是居功厥伟，这也是经国先生在历史上不容磨灭的贡献。

经国先生的弟弟纬国，说我和他是“老友”，应该不为过，因为他也经常到佛光山，与我促膝长谈；另外在台北普门寺，当时是慈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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