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们的访问，中共中央确实是隆重接待，除了进出都有专车开道以外，并且安排我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北京法源寺中国佛学院等做一些讲演。
我初抵北京，中央联合北京各界人士，由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先生主持，邀请我们主团七十二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晚宴。会中彼此的谈话内容，谈及与参加的人士，包括后来的访问行程，本来都由依空法师记录日记；但一个月后，在回程中，从杭州抵达香港时，这整箱的资料，不知去处何方了，所以至今我也记不得那许多的过程。下面叙述的一些内容，只能凭大概的情况略说而已。
我非常感谢李主席先念先生，他于一九九年出生，湖北黄安人，是一个祥和的长者，跟我们照相，给予我们诸多的关心问候。尤其，记得我邀请他到台湾来访问时，他忽然抬头看着我反问说：“我来得及吗？”
很惭愧，对他的这句话，当时我并不能全然了解。后来才想到，他的意思是，以那个时候两岸的政治情况，他已经八十高龄了，等得及看到两岸开放，让他这样一位高级政治地位的人士来到台湾吗？
李先念先生见过之后，接着就有国家主席杨尚昆先生召见。我记得他要我个人单独前往人民大会堂，但是，跟随我到北京的团队里，也有记者数人，他们一直围绕着我，追踪我的行动，希望从我这里获得什么消息。
其实，我的心胸坦荡，也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就像我临到大陆前，我也写了一封信给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李焕先生，告诉他我要辞去“中央评议委员”的职务。李秘书长回答我说：“你的信，我放在抽屉里，等你回来再说吧！”我想，他们对于人事的往来，都有非常老到的经验。如果我能和平安全，意思就是可以不必辞职；如果有什么事情，他就说我已经辞职了。我实在感谢两岸的这许多党政领导人对我的爱护。
为了尊重杨尚昆主席的意思，我不好乘坐北京招待的车辆，只叫了一部计程车依约前往，不知绕了多少圈子，才远离记者的跟随。我进入人民大会堂时，杨尚昆主席和阎明复先生已经在那里坐着等了。
杨尚昆先生，一九七年出生，四川潼南人。他的身材不高，略显微胖的身躯，脸上充满笑容。一旁的阎明复先生，是辽宁海城人，一九三一年出生，当时担任统战部部长。正值壮年的阎部长，生得一表人才，是一位英气风发的青年才俊。二一年五月时，阎明复先生从医院里知道我到了北京，他还特地来饭店探望叙谈。
当时的整场发，全由杨尚昆主席跟我对讲。在大约一个小时的谈话中，我首先向杨尚昆主席提出建议，对于佛教的寺院，不应有园林单位进驻，也不宜把寺庙归于文物单位。现在中国佛教协会已经是正式的组织了，园林和文物单位应该退出寺庙，所有的寺院归还中国佛教协会管理。
对于我这个问题，杨尚昆主席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你讲得很好。我是中共最了解佛教的人了，谢谢你提出这样的意见。
这让我第一次感觉到，中共许多高级政治人物，对于你的问题，他也不置可否，就这样云淡风轻地带过去了。
接着，我又和他提出第二个问题：希望大陆经常讲的“不排除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这句话最好不要说。因为现在举世都希望和平，文攻武吓会给世界人士对大陆产生不好的印象。
杨主席听了以后说，你讲的这个问题，我们不是用来对付国民党的。这句话是应付其他党派的，是怕将来国民党招架不住的时候，共产党有一个后备解决问题的规划。我当时觉得，其他党派在台湾还不成什么气候，不应该有这样的小题大作。但是后来我也感觉到杨尚昆主席的远见，可见他们对台湾还是非常有研究的。
我又再跟他提到，我生逢军阀割据、抗日战争，以及国共内战，多年的战争，人命牺牲、财物损失无以计数，可否主席能宣布，台湾和大陆海峡两岸今后成为和平区？
杨主席一听我这个提问，兴奋地回答说，你讲得很好。不过，可否你先回到台湾，请台湾方面宣布金门、马祖为和平区？从金马和平区做起，逐渐扩大，应该会到达你说的目标。
那时候，台湾还是由蒋经国先生主政，我晓得蒋经国先生在晚年时，也知道台湾和大陆统一的问题，但是他的心里究竟有些什么想法，我则不得而知了。不过，像我们佛教徒，祈愿世界和平、人民安乐，这是时时刻刻都有这样祝愿的。
那次和杨尚昆主席谈论的内容，或许还有其他的问题，只是如今都已不复记忆。但在印象里，中共领导人不似过去我们想象中的三头六臂、荷弹武装。那时，已经是“文革”后，主张改革开放，发觉到他们好像也有一颗希望和平的心，也相当重视人道。
在北京待了五天，后来承蒙中国佛教协会安排我们做全国的参访。从甘肃的敦煌、四川的大足到湖北武汉的归元寺，尤其难以忘记的长江三峡之游，从四川重庆到达武汉黄鹤楼，整整走了三天。
接着，在南京的中山陵时，我们唱了《国父纪念歌》；到杭州西湖岳王墓前，我们唱了《满江红》，陪同我们的领导们惊讶不已。他说，你们怎么会唱这许多歌曲？你们是有备而来的吗？其实，我们一点预备都没有，只是那个时候《国父纪念歌》和《满江红》一直是台湾社会流行的歌曲。
我们在大陆访问一个月，离开时已经四月下旬，感觉北京的氛围相当严肃了。因为当时报纸刊登，在天安门前有不少的大字报出现，许多民众自动组织，为胡耀邦的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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