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非常地荒谬。选举，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只要没有被褫夺公权，他就有资格参与选举。既然每一个人都有神圣的一票，都可以选贤与能，那么你说出了家的人不能选举，难道他是被褫夺公权了吗？或者是他犯了什么法律，不够资格投选一票？

其实，出家人不但有资格投选一票，甚至依照过去太虚大师主张的“问政不干治”原则，他也可以竞选民意代表，只是不要去做警察或官员，不直接去管理百姓就好。因此，换句话说，出家人不仅可以投票，甚至于还要争取大家选他一票了。

话说回来，每次的选举，民意代表也都会来拜访我，希望获得我的支持。最初，台湾是国民党执政的年代，不用说的，我们自是投给国民党的候选人；只要党提名，我们就信任党，也不去管候选人是谁，就只管投他一票。但是后来，台湾到了政党相互竞争的年代，我们总觉得应该让好人出头，所以也就主张“选人不选党”了。

可惜的是，台湾的选举风气不是很好，选举一到，不是公开的谩骂，就是私下散发黑函，甚至揭发对方的隐私，以种种不正当的手段攻击竞争的对手，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这实在是台湾民主宪政史上应该检讨的一页了。

我在全台湾每一个县市都设有道场，每当道场举办活动时，一些民选的政治人物都想和我们有些来往。其实，我是最没有政治意识的人。佛教讲“依法不依人”，而我的性格也是只依于好人，不管其他。因此，对于民选政治人物所做的种种许诺，我也从来不要求他们兑现。我觉得一个出家人只要无求，自然会让人家看重。所以在我这一生当中，我不跑政府，不走衙门，也不做请托。我不希望政府官员图利于私人，只希望他们为国尽忠、为民造福就好了。

说到不请托民意代表。在台湾，县议会里都有三五十位的议员，可是我在高雄县住了五十年，竟然连一个议员都不认识，名字也叫不出来。不过，早期台湾的省议员，我倒是都还记得不忘，甚至于最早全台湾每届的县市长，他们的名字我都耳熟能详，大概是因为那时候我年轻，记忆力好。可是在废省后，我也几乎要把省议员都忘记了，就连现在台湾各个县市的首长，我也不复过去一样，一一去记得他们的名字了。

再者，当初国际佛光会刚成立时，“立法院”的一百多位“立法委员”当中，与佛光会有所因缘往来的就有三十多位。但是，我们也从来没有要这许多民意代表帮忙我们争取什么利益，或者给予什么特殊方便。虽然如此，还是有一些有缘人，很自然地来给予佛教照顾和关怀。现在我就记忆所及，略作叙述。

董正之

我最难忘的民意代表，当推“立法院”最早期的“立法委员”董正之居士了。董委员，辽宁人，一九一年生。早期从大陆来台的“立法委员”们，并不需要选票；因为大陆解放后，不复选举，他们在台湾也就成为终身的委员了。

董正之人高马大，口才又好，实在是一位优秀的民意代表。他是一九四七年中华民国实施宪政以来，当选的第一届立法委员。在台湾，真正护持佛教的民意代表，就首推董正之居士一人。他对佛教的护持及在佛学上的研究，真的是非常用心。那时候，佛教界遭受诸多来自政治的压力与法令的干扰，大大小小的阻碍接踵而来，教界人士纷纷请董正之为他们救苦救难，董正之也从来不曾推辞。

因为受李炳南居士的赏识，董正之于一九八六年左右担任台中佛教莲社董事长。在此之前，一九六四年，交通大学在台湾复校的时候，他也受聘为教授。甚至，他对于屈映光和赵恒惕居士发起的“修订中华大藏经会”出力更多，曾经率领访问团到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劝请华侨订购修订的《中华大藏经》。

他和我的因缘，是由于一九四九年时，政府听说大陆方面派遣了五百位僧侣到台湾当间谍，因此大肆逮捕。当时，我受妙果老和尚的好意，挂单在圆光寺里。有一天，董正之正在寺中和律航法师等人聚谈，警察忽然上门，把十余名外省籍出家人，连同董正之一起带走，并且即刻遭到拘留。当然，由于他是“立法正之”，第二天，相关单位知道了以后，就赶快把他释放了。

释放后，董正之赶紧联络“监察院监察委员”丁俊生、省主席吴国桢的父亲吴经明老先生，以及孙立人将军的夫人孙张清扬女士，设法营救我们。所以，那一次佛教的大灾难，可以说多亏董正之居士发起，首先出面与政府周旋，才得以让佛教平安过关。

那时候，我们被政府拘禁在桃园的一间仓库，住了二十三天。由于董正之也跟着我们受了一日一夜的牢狱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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