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佛光大学这块校地，

费了五年的时间整地、水土保持等工程，

地上一砖一瓦都还没有盖，

就已经花去新台币十亿元了。

自知个人没有力量，

不过我想，凭着诚意与愿心，

希望能够效法武训办学的精神，

以托钵的方式筹募功德善款来办学。

于是我发起“百万人兴学运动”，

发动百万人每个月捐助一百元，

只要连续捐三年，

参与的人都是大学的“建校委员”。

我十岁的时候，卢沟桥事变发生，蒋介石宣布抗战到底，我也参加了儿童抗战的行列。记得那时候，社会人士组织一个抗战班，我也参加这个班，还学会了当时抗战的歌，如：“只有铁，只有血，只有铁血可以救中国。”还有：“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那大概就是我参加社会教育的开始了。

后来出家，十年中没有和社会接触，一直到我快要离开佛教学院前，中国抗战胜利了，还记得，我参加庆祝抗战胜利的游行活动时才十八岁，站在爱国爱民的立场，总觉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能不表现自己的良知，为社会奉献一些力量。我来台湾前，短时间曾担任南京华藏寺的住持，寺里原先就办有一所华藏学校，一间织布工厂，不过这些都是原先就有的，我并没有放在心上。但为社会服务、办社会教育的想法一直存在心中。

初到台湾时，社会上受到政治压迫的力量，也就是所谓的“白色恐怖”，谈到活动、谈到青年，就如谈虎色变。但是，我觉得本诸良心，爱护社会与民众，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呢？

所以我就从宜兰开始筹组“儿童班”，向政府立案筹办“慈爱幼稚园”，向“教育部”登记“文理补习班”，倡导文艺，组织“文艺写作班”，鼓励青年唱歌、弘法等等。只希望每一个活动，能让受到白色恐怖影响的民心得到开怀、解放。

后来，蒋经国先生不愧是一个先知先觉者，他为了台湾，提出以寓教于乐的方式，成立一个“青年救国团”，在每年的寒暑假，举办许多科学性、文艺性的活动，让青年都来参与这些正当、正常、健康的娱乐活动，所以名为“救国”，实际是救心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