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怒涛》前后编了二十多期，后来因为白塔国小这个地区是国共交火的地方，实在生存困难，不得已我又回到了南京。

一九四七年冬，承蒙江苏徐州《徐报》的王老董，要我替他主编副刊，定名为《霞光》；可惜，我只编了一期，就爆发了“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当然，这个短命的副刊也就夭折了。

因为徐蚌会战震动了南京，当时局势风声鹤唳，我在前途茫茫之下，就随着“僧侣救护队”，在只想逃命，也不问前途的情况下，就这样到了台湾。

我到了台湾后，知道在台中的学长有一份《觉群》旬刊。这是一份抗战胜利后，由太虚大师创办，在上海发行的杂志。它的发行量很广，可以说，是一份走改革佛教的杂志，因为战争的缘故没有办法继续出刊，就由我在焦山读书时的学长、时任上海市佛教会秘书的大同法师负责，将这份杂志从上海带来台湾。

一九四九年初，大同法师因为“匪谍”嫌疑远走香港，遗留这份《觉群》还没有出刊，其他人也不知如何办理。因为我在大陆有编写的经验，他临走前交代他们，要我去负责主编。因为这是太虚大师要革新佛教的一份杂志，我当然很有兴趣为它服务，也愿意做出贡献；但是我只编了一集，出版后，就受到警察的调查。当然，我不能为了编辑杂志，就跟警察、安全人员挑战，同时也怕连累到中坜圆光寺居住的问题，我不敢再到台中。因此建议台中宝觉寺的住持林锦东法师(又叫宗心法师）另请高明。他就请到台中图书馆的总务主任朱斐前来主编，终于在夏秋之际，杂志复刊出版了。

没想到，在第一版上声明，今后《觉群》要更改为纪念印光大师，弘扬念佛法门，提倡净土学说。我在中坜圆光寺看到这样的启事，大为不满。我认为太虚大师、印光大师，都是大德，但是，这好比张家的祠堂，你不能随便把它改成李家的祠堂，我就写了一封信去质问他，你怎么把太虚大师创办的杂志，拿去纪念印光大师呢？这张冠李戴，怎么也说不过去。

原来，朱斐居士是跟随李炳南居士学佛，二人同是印光大师的弟子；他把我的原信刊出，并且说我不赞成净土法门。其实我一生，打的佛七约有百次以上，再加上早晚念佛、周六共修，那就更多了。我是倡导“禅净共修”的人，主张“解在一切佛法，行在禅净共修”。为了这一段文字编辑的因缘，

招来我在佛教界一段很不好听的名声，说我反对念佛，增加了我在台湾弘法的困难。

后来，《觉群》改名叫《觉生》，发行了一年之后，再改名《菩提树》。这就是在台湾发行多年的《菩提树》杂志的来由。后来《菩提树》出刊，我经常投稿，我和朱斐居士也时相往来，成为很好的道友。

这个时候，因为我的文章不断在《觉群》、《觉生》、《菩提树》发表，居住在新北投的东初法师办了一份《人生》月刊，要我去为他主编。我原本就已经断不了的文字编辑因缘，又再继续下去了。

我断断续续编了六年的《人生》杂志，这六年中，我没有用过《人生》杂志的一张稿纸，也没有用过它一张邮票，也没有支过它一分钱的车马费，说起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为佛教的文化做义工了。

后来东初法师跟我讲，因为我的这一份杂志，让你们扬名立万了。又说，现在你也应该帮忙，我们把杂志从二十四页增加到二十八页，新增的四页，就由你出资好了。

我为了编辑的兴趣，很辛苦地筹募这四页增加的费用，甚至光在宜兰这一个地方，我就介绍了三百多个长期订户。

在编《人生》杂志期间，我学到很多，比方花莲大地震，东初法师要我去救灾，那是我第一次学习如何救灾。还有，他写的文章经常在发表后，引发外界的一些争论，他都说那些文章是我写的，我也必须学习代他抵挡这些议论。

《人生》杂志在当时的佛教界，算是一份很有权威的杂志，因为有东初法师好评论佛教，有南亭法师专写佛教长篇文章，煮云法师、心悟法师都加进了我写作的阵容，我真是废寝忘食地要把这份杂志编好。

每个月，我必须从宜兰到台北两次，一次是送稿给印刷厂排版校对，过几天后，再上来做最后校对印行。记得那时候也没有经费坐汽油车，都是坐普通的运煤车，必须经过二十三个山洞，每一次宜兰台北一趟下来，鼻孔都塞满了煤灰，期间的辛苦，现在的人已经难以想象了。

后来我不能为《人生》杂志继续编下去的最大原因，主要是《觉世》旬刊在一九五七年，由台北健康书局张少齐、张若虚父子出刊。因为他们想要办一份弘扬佛教的刊物，以报纸型发行，预计每十天一期，要我担任总编辑。

他们本来要叫做“旬报”，但我知道，依政府的规定，每周出刊的，可以叫“周报”，但十天一期的还是名为刊物，所以我就建议他们叫“旬刊”，《觉世》旬刊就这样定名下来，并且在同年的四月一日创刊。

《觉世》旬刊是一份四开的报纸型刊物，我虽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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