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群》周报是一份由太虚大师创办，倡导新佛教的周刊，一九四八年经由大同法师带来台湾复刊，社址在台中宝觉寺。后来，大同法师因为“匪谍”嫌疑远去香港，有人建议由我来担任编辑，所以我就从中坜来到了台中。只是编了一期之后，感觉到周围的气氛怪异，直觉有人跟踪，为了谨慎起见，我便婉谢了这一份工作，回到中坜后，也不敢外出，就经常蜗居在圆光寺里。

《觉群》忽然间又没有人主编，后来就拜托朱斐居士承担编务。朱斐居士笃信净土，是印光大师的弟子，在台中时又和专修净土的李炳南居士结为师友，因此在他接编《觉群》之后，就把《觉群》的宗旨改为推崇印光大师的净土思想，并请李炳南居士担任社长。

这么一来，身为读者的我，看了就感到非常不以为然，于是鼓起勇气，写了一封信给朱斐居士。信中我说明《觉群》这一份杂志是太虚大师所创办，有一定的宗旨，不该用来提倡净土念佛。好比张家的祠堂、李家的祠堂，祖先各不相同，不能忽然间就把祠堂里的祭拜对象给改变了。

当时我很担心这样的意见会引起他的误会，以为我反对净土念佛法门。所以信里就一再地告诉他，我们都是念佛人，我也主张“禅净共修”，但因事关大师们对佛教的发展各有理念，实不容他人予以混淆。哪知道这封信寄出去之后，朱斐居士替我全文刊登，说明他们不办《觉群》了，要重新登记，另外再办一份名为《觉生》的杂志，同样是纪念印光大师，发行还是在宝觉寺，也由李炳南居士做社长，他继续做主编。

结果这么一来，我在台湾就有了一个“反对净土”的罪名。其实我一点都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后来宜兰念佛会邀请我去领导的时候，由于李炳南居士先我在宜兰弘法，就告诫宜兰人不可以请我前去。事实上，这真是莫须有的误会了。

后来过了将近一年，我记得是在《觉生》月刊的第十三期，我写了一篇《当茶花再开的时候》投稿，宣扬一位少校军人信仰的转变，朱斐居士等人看了非常欣赏，也就化解了过去的误会。从此我们便时有来往，甚至于他还邀我继续为《觉生》写稿。

只是，不知经过了多少时日，《觉生》又给宝觉寺的林锦东居士收回，朱斐居士等人只有另起炉灶，于一九五二年创办了《菩提树》杂志。从第二期开始，我就成为《菩提树》的长期作者，和朱斐居士本着同是佛教文化人的想法，相互地尊重、提携，一点隔阂都没有。

尽管我为《菩提树》写稿多年，不曾获得一点报酬，乃至于“菩提树杂志社”出版的书籍也不曾赠送我一本，但是我并不介意。甚至，那时候我人在宜兰弘法，还一直帮助《菩提树》在当地推销，陆续增加了三百多位读者。

当年我和朱斐居士都很年轻，虽有出家、在家的分别，但实际上我们对佛教的弘法热忱都是一样的，只是此中也引起了一些误会。

那时候，我们经常在台湾各地联合弘法、传教，许多年轻人也都很热情地参与。记得有一回，我带了宜兰念佛会的青年，他带了台中佛教莲社的青年，大家一起远征澎湖，与当地的青年会合。但是在一次的闲谈中，朱斐居士却告诉我，他对于忏云法师、净念法师、道宣法师非常崇拜，因为他们平时都不对外走动，只是安居一地修行。此话也就是说，他认为出家人应该安于一处修行，对外弘法的责任交由在家居士担当即可。

当时，我很不能接受他的这个想法，虽然我们没有为此争执，但是在我心里，逐渐地也就对他产生了距离感。所谓“佛法弘扬本在僧”，这是太虚大师的名，何况佛经里也经常提到“僧住则法住”，假如僧团没有弘法的功能，那么僧团的作用是什么呢？

所以，后来当我主编《人生》杂志的时候，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弘法·护法·求法》，在我认为，出家众的责任是弘法，在家居士的义务则在护法。不过，后来我也渐渐地警觉到，我这个说法也不对，弘法、护法是每一个佛子的责任，并不需要分彼此。

总之，此事之后，我和朱斐居士虽然还是同在佛教里发心，但是在心态上，我已觉得彼此的思想是有很大距离的。

第二件误会，是我认为对于佛教的人事、论应该要有褒贬。好，则予以褒扬；不好，则应给予批评、纠正。或许我的想法在他看来操之过急，但是那个时候，我心中只有佛教，没有别的挂碍，我既未想求得名闻利养，也不想做当家住持，一心只有想到佛教要兴隆、佛教要健全。或许这也是因为当年我与智勇法师在宜兴编辑《怒涛》月刊的时候，一股为佛教的热忱，促使我们勇于订下“以春秋之笔，褒贬佛教人事”的约定，期许佛教人士都能有一种重视舆论与警觉自己行为的表现。所以，来到台湾之后，就希望佛教界也能有这样的共识，可惜事实并不如人意。

我在一篇物语《香炉的话》里(后结集成《无声息的歌唱》）提出祝愿，希望一些危害佛教的人士能够早日消灭。朱斐居士看了之后，即刻写信给我，表示大不以为然，批评我出家人不可以伤害别人，并且还提出李炳南居士也同表深深地不以为然。

对于他的说法，不由得让我感叹，并为佛教的前途忧心。每个人若都想要做佛教里的好人，没有正义感，没有公德心，没有公是公非，任由少部分的人在佛教里胡作非为，佛教的未来又该如何是好呢？因此，我觉得朱斐居士太过明哲保身，太过自私了，不得不让我对他心存芥蒂。不过，对于佛门里僧信的处事氛围，我也早已明白并不容易改善。

虽然我和朱斐居士对于某些事情的看法，有一些立场上的差距，但是我们不曾有过正面的争执，至今五十余年来，一直都非常友好。我不仅做了《菩提树》的长期作者，甚至于有一些特殊的文章，不管用什么笔名发表，都是先投稿给《菩提树》。例如我以“摩迦”之名撰写的《国家公园与佛教圣地》，就曾蒙朱斐居士替我在第一期发表；我翻译日本森下大圆先生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讲话》时，序品也是交给《菩提树》。

另外，我也帮忙他邀稿。像煮云法师的《普陀山传奇异闻录》，就是我替他约稿的，后来结集出书时，我还写了一篇长序。这一本书在台湾不只发行了数十万册，甚至多达数百万册，一再地再版，说它洛阳纸贵，真是一点也不为过。

乃至于我每次到台中弘法，受到慈善寺、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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