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桥什么时候皈依佛教，我并不清楚，只知道他经常在宜兰雷音寺里帮忙。记得我在台北三重埔编辑《觉世》旬刊时，他就到三重埔来协助我。一九六三年，我代表“中国佛教会”出访八十天期间，索性就把《觉世》旬刊交由他和慈惠法师编辑。由于他勇于突破陈年窠臼，每一期出版，我就感受到他的编辑手法比我的气魄要大，也增加了很多美感。

后来，我负责编辑《今日佛教》，他也主动前来做义工。有时候《今日佛教》的文稿、照片，不是那么方便取得，必须要苦苦地找寻、搜集，不是二三个小时就能编好一本杂志。我看他在我北投的普门精舍里，整个晚上绞尽脑汁苦思编辑，不曾有过不耐烦。多少期的《今日佛教》在他的手中出版了，我就感觉到《今日佛教》编排的版面，不但在佛教界的杂志中堪称一绝，甚至比起社会上的杂志，也可以跟他们一较长短，可谓风光十足。

他除了每次义务帮我编《今日佛教》外，也为“救国团”发行的团刊《幼狮》杂志编辑。当时我就认为朱桥应该到《幼狮》去发展，在我想，人才是大众的，我不应该自私据为己有。因此，我一再想把朱桥这位编辑的奇才推荐给读者，透过《幼狮》文艺，他的编辑才华应该能给台湾的出版界认识。

后来，他的才华果然为“救国团”的主管所欣赏，真的就把《幼狮》杂志交给他主编了。没有几个月，《幼狮》从一本可以说是简陋的团刊，一跃成为权威的杂志，也为台湾的杂志掀起了编排的革命，大家开始注重美观，版面上要有留白。我看到朱桥每天沉醉于杂志的编排里，真是乐在其中。

渐渐地，我因到南部筹办佛教学院，比较不常到台北走动，所以就少于和他接触了。一九六七年我来佛光山开山后，也几次想到，应该把朱桥带到南部来，我想我可以给他更大的空间，让他在南部发挥出版品的能量和威力。但又听说那时他和《新生报》社长的女儿正在谈恋爱，朱桥是一个很内向的男士，应该不适合谈恋爱。虽然我和他有师徒之情，但我是出家，他是在家，彼此仅于道义之交，也就未多加询问了。

正当我挂念像他这样单纯的人，在台北那样复杂的环境和复杂的情感，能否应付得了，不久，噩耗传来，他自杀了。在台湾，他无亲无故，这一个时期，最亲的人应该就是我了。所以宜兰“救国团”的负责人杨尊严先生致电给我，要我帮忙处理朱桥的后事。

事到如今，人都死了，还有什么可说呢？我一直自责，假如要他早一点跟着我到南部来，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或者说，在他对人生感到无望无助的那个时刻，我能跟他通个电话，或者一封书信，或许就能改变他的想法。

朱桥像一颗出版界的彗星，可惜陨落了；朱桥像一株出版界的奇葩，可惜萎谢了。朱桥的谢世，不只是他个人一期生命的结束，更是整个出版界一个很大的损失。朱桥不是作家，但是文艺界的作家们，都以他为朋友；朱桥不是作家，但他提携许多后进作家。女人有才华者早逝，称为“红颜薄命”，男人像朱桥者，难道也是“天妒英才”吗？

朱桥去世已经四十多年了，现在很多文艺界的作家，像余光中、郭嗣汾、司马中原等，谈起他来，仍然是念念不忘。当然，我的内心，更是为这一位青年奇才感到惋惜，为出版界感觉到无限的可惜。

柏杨(郭衣洞）

在一九四九年，我初到台湾的时候，每天的精神食粮，除了佛经以外，就是阅读《中央日报》副刊或《中华日报》副刊。郭衣洞(柏杨），就是那时候常常出现的副刊作者。不过坦白说，那时候我看得出他很年轻，知道在艺文界中，有“郭衣洞”这一号人物。

由于我习惯每天看报纸，早期报纸副刊上的文艺作者，大部分的名单都在我的脑海中如数家珍。但是后来忙于弘法度众，实在没有时间去阅读副刊，慢慢地，兴趣也就转到了体育版。

当时，每天一份报纸，就是生活的重点，体育版的体育新闻，就是每天的希望。后来，又因为我们参与的体育竞赛，像篮球等，经常打败仗，明明可以赢的局面，到最后都是以几分之差输了，也曾经气愤得不看体育新闻。于是我又把兴趣转为阅读一些文艺作家新的作品，如笔名邓克保(柏杨）的《酱缸》、《丑陋的中国人》、《异域》等。从字里行间中，我觉得他已经不是我一九四九年认识的郭衣洞，这时，他已经成为大作家柏杨了。

一九六七年佛光山开山后，每天为了工程的进行、经费的筹措而忙碌，我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去看报上的文艺作品。在开山期间，原来喜爱文学的我，几乎一度成为土木工程师了。

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听说柏杨先生为了一篇连环漫画《大力水手》，被政府逮捕、判刑，后来送到绿岛拘禁。有“原子能之父”之称的孙观汉教授，一直为他大力奔走呼吁，寻求营救，要求释放柏杨。我觉得当局们的肚量也太小，台湾已经自由民主了，只是一点论，有这么严重的罪过吗？我也为柏杨感到不平。但是那时候，像孙观汉这样的科学家，对台湾原子能的发展有这么重要的贡献，他十年如一日的奔走呼吁，都没有办法，我们哪里有什么能力呢？

除了阅读他的作品，柏杨先生以往作家的生活我并不了解，只知道他出生于一九二年，是河南人。听说他的家庭，因为他被判刑关在绿岛而妻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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