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样动荡的社会中，十岁的童年，我已经深谙世故，感觉人生没有前途，曾经想去当游击队员，但年龄太小；也想着将来要做警察，除暴安良，又没有读书不认识字。这时心里闪过一个画面，记得小时候跟随外婆到佛教道场走动时，我见识过许多大和尚，他们穿着大袍，法相庄严、飘然洒脱的身影，曾经让我生起仰慕之心。就这样一直到十二岁的那一年，父亲外出经商，生死未卜，母亲为了要找寻失散已久的父亲，带着我动身到南京，虽然自始至终完全不知他的行踪，但在找寻父亲的路途中，经过南京栖霞山寺，因缘成熟，我就在栖霞山出家了。

在出家前的十二年人生岁月，也多次在死门关前徘徊。尤其约在八岁那一年，正值严寒的冬天，我独自在结冰的河面上行走游玩，突然“轰隆”一声，整片冰块应声碎裂，我整个人也随之掉进冰冷的河里。按照常情来讲，必死无疑。接下来的什么情况，我已不复记忆，只记得我回到家门口敲门，哥哥出来一看，大吃一惊，他说：“你是怎么搞的？”我自己也不知怎么搞的。总之，命不该绝吧。这次意外，算是我人生中几件特殊事件的开头。

出家后，历经寺里断炊、劳动、苦工、贫穷、疾病等艰困的岁月，甚至于飞机不定时的轰炸，往往因为震动过大，人就从床的上铺掉到地面，门窗则像天崩地裂一般，应声倒塌、碎裂。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那一年我十八岁，大家盼望着国军胜利还乡。当时，我正在焦山佛学院参学，忽然来了数百名国军说要搜查寺院。把我们集中在丹墀里，后来又把我们押至江边。这时有人传报，我们所有的毛巾、肥皂、牙刷、手表、日用的东西全都不翼而飞，全寺大众日用的东西也都不见了！

教务主任芝峰法师一听，义愤填膺，怎么会有这种事呢？毫无畏惧地就向军队的长官反映。不意，芝峰法师竟被部队长打了几个耳光，甚至部队长发出一声我也听不懂的口令，所有部队的枪杆子都对着我们，作出要射击的样子。

就在那千钧一发，我们的青年教师介如法师非常勇敢，大喊：“谁敢？国家胜利了就没有法令吗？”那一声叫喊，空气霎时凝结，数百名军人、百余名僧侣，都忽然静下来，不知道怎么办。部队长这才又呼喝一声：“让这些和尚回去！”

感谢介如法师勇敢地大声一呼，不然，若被一枪打死，人就在江边，正好喂了鱼虾。

不过，那个时候我看到这种情况，实在感觉到叫人寒心。所谓箪食壶浆，正盼望王师归来，竟是如此行为，让人失望之余，也感到生命的脆弱，真是应了佛经所说“人命在呼吸间”。其时，我在枪林弹雨中已经躲过八年，当然这样的阵仗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吓倒我的，只是对于在动乱中人命尊严的微薄感到唏嘘不已。

二十岁时，我在祖庭宜兴大觉寺边上一所国民小学担任校长，当时国共内战又起，白天是国军进出，晚上则是共军出没，总令人胆战心惊，不知道谁是谁非。只要听到“砰”一声枪响，知道附近又枪杀人了。每天都处在忧虑里，终于有一天半夜，我被逮捕了。

关在牢里期间，天天有人被带出去枪毙。这时想到，所谓“眼看他人死，我心急如火；不是伤他人，看看轮到我”，关了十多天，好像就只是在那里等待一颗子弹。有一天，忽然叫到我的名字，心想，应该是要被枪决了。

但侥幸的，不知什么原因，我竟然被释放出来。回寺途中，感觉到所经过的道路好像凹凸不平似的，一路上像跳舞一样，连平时最简单的走路都不会了。我并不是因为害怕而颤抖，而是被关了十多天之后，我的双脚已不听使唤了。其实，也不过是被释放后一时的感触而已，试想，人生路不就是这样的崎岖难行吗？

二十四岁，是我来到台湾的第二年，为了感谢中坜圆光寺妙果老和尚收留我，每天清晨四点半，我就到镇上备办油盐米菜等一寺生活所需，来回总要花费五六小时。为了争取采购的时间，我也学会骑脚踏车。有一天，正当我骑车准备上街，路经羊肠小径，忽然看到远方迎面来了两位幼童，一时闪避不及，我连人带车腾空弹起来，从高空俯冲而下，人车一起栽撞到二三丈的沟渠里。

沟里全都是石块，我掉下去之后，头直接朝地撞上了石头，顿时头晕目眩，眼冒金星，只觉天旋地转，昏过去的刹那，我想：应该是头破血流，必死无疑了。

但是，很奇妙的，不知过了多久，我清醒过来，看见脚踏车摔碎一地，我人却毫发未伤。我摸摸头，拍拍手脚，确认自己还活着，又一次感觉到命不该死。因为舍不得摔得粉碎的脚踏车，于是把它叠成一叠，绑成一捆，扛上肩膀带了回去。我想，把它作废铁卖，也许还能卖得一二块钱。途中一时之间，还真让我有种错觉，是人骑车？还是车骑人？其实，世间一切都是有相互的因缘关系！

一九六七年我四十岁，当时我在佛光山开山建寺。这期间又是我另一波苦难的开始。现在约略记述经过如后。

“共产党”的大本营

那个时候我很想办好一所佛教学院，因此在师资的邀请上，就特别地用心。我像武训兴学一样，几乎是作揖磕头地拜访，因而感动一些学者、名教授到佛光山来教书。如：杨国枢、李日章、林政弘、陈鼓应、韦政通、李亦园等等，以及成功大学、高雄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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