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幸的是，无论在哪里，信徒没有排斥过我，社会也没有排斥过我；但是佛门里面有一些人，所谓“同行是冤家”，也还是免不了。不过，遇到的这一些批评纠葛，有的是为了利益，多数都是因为嫉妒，所以慢慢地我也学会了“老二哲学”，学会了“低调”，在人生处世上，感觉到受用不少。

后来，在台湾数十年的弘法岁月里，体会到在佛门中，尤其面对佛教会的一些欺压与排挤，我觉得“忍耐”是解决纷争最好的方法。但在社会上，一些政治的团体，人我利益的争执经常不断地发生。我经常给人推派去排难解纷，检讨自己的性格，也自觉很适合扮演这种角色。要做一个排难解纷的人，主要的，不能让双方中有某一方吃亏，如果有某一方觉得吃亏，那就不能解决问题了。所谓排难解纷、种种谈判等，都需要有公平正义，才能皆大欢喜。

记得第一次的排难解纷，就是宜兰县第七届的议员选举。那是在一九六七年，信徒余简玉婵女士是一个地方上知名的助产士，生得美丽大方，个性也温柔和善。她的先生是宜兰县警察局消防大队的队长，当时，她已经担任过县议员，这一次再度参选，寻求连任。

宜兰这个地方，由于当时党外运动人士郭雨新的声望很高，所以国民党在这里的选举都不是很容易过关。余简玉婵女士在选举开票过后，多了四十二票，把一个国民党预备规划为议长人选的张学亚先生，挤到落选的名单中。国民党宜兰县主任委员非常地着急，连夜找我，要我帮忙劝退余简玉婵，好让张学亚可以递补上来。

这件事情应该是很为难的，因为名利当前，人所好之，尤其是一场选举劳师动众，花费的金钱、精神不知多少，已经获得的利益，忽然说要放手给人，这谈何容易？但是国民党对我千万地拜托，这个艰难的任务我也苦思无策。因为平时我们宗教所倡导的是我要把利益给人，这时我怎么能叫别人放弃利益？我实在是说不出口。

我在万分困难之下，只有找余简玉婵女士，我好安慰，要她放弃这一次的当选。我跟她说：“你也是党员，党外的力量很多，议会中总要有一个强力的议长，为了党的利益，张学亚是应该能担任的。”张学亚是东北人，身材魁梧，曾经担任过县议会主任秘书，也在军友分社做理事长。他做事果断，看起来适合做议会的领导。

我劝余简玉婵顾念国民党的大局，就做一次牺牲。不过，我也跟她说：“我刚刚从基督教手中接办‘兰阳救济院’（即后来的‘仁爱之家’），我请你来担任院长，虽然院长不及议员那么的风光，但是在宜兰县也是一个政府立案的慈善团体，正正当当的。尤其你是助产士，再接任‘兰阳救济院’，慈善再加上医疗，对你也是非常适合。”

她似乎显得为难，但是她还是开口说：“师父您这样子说，我就不敢拒绝了。”我松了一口气，心里的石头总算放了下来。终于替国民党完成了一件艰难的排难解纷。后来，余简玉婵和宜兰念佛会关系非常密切，也带领救济院不断地成长，还替兰阳救济院建了长寿馆，帮助许多老人安养晚年。

说到人我之间的纠纷，它其实就是一个“结”，也是一个“解”，就看你如何能解开这个结。有的人愈解愈是纷乱，真是难解难分。但是只要你懂得人性、懂得人心，这也不为难也。

此事了结以后，说来政治是很无情的。因为记忆中，后来张学亚对余简玉婵从来没有表示过感谢，国民党也没有对余简玉婵再给予提携。作为代表国民党的这许多人物，实在应该要有公平正义，也应该要有道德良知。

前面说到我避开台北的纷扰南下高雄，在我这一生云游世界的岁月里，过去曾有人替我统计，说我每年的弘法行程算起来总要绕地球两圈半。但实际上我已经有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经常都居住在高雄。举凡高雄的一切，我不但熟悉而且关心。

例如，一九五至一九六年代高雄市长的选举，从谢挣强，到陈武璋、陈启川这三大派系分别出来竞选，谢挣强代表澎湖派，陈武璋代表台南派，陈启川则代表高雄派。不过，那时候大家虽有地方派系之分，竞争并不激烈。但是到一九六八年，杨金虎代表民社党参加高雄市长的竞选以后，高雄市的社会竞争就愈来愈激烈了。从杨金虎手中夺回高雄市长政权宝座的，就是被称为“南霸天”的强人——王玉云了。

王玉云，原本是台南人，一九二五年在高雄出生。听说他出身高雄市的刑警，一路奋斗，登上高雄市议会议长的地位。一九七二年，他以议长之尊参选高雄市长。这时候，遇到一位天不怕、地不怕，二十三岁就步入政坛竞选省议员的赵绣娃小姐。

赵绣娃，一九四九年生，父亲赵善标在当时也是高雄市议员。女儿赵绣娃就以党外人士代表出来竞选台湾省议员，而且是高票当选。那时候，省议员的地位和市长相较，几乎不分上下，各有他们权力的行使内容。

说到选举，就有纷争，王玉云和赵绣娃，就为了各自的选票辖区而短兵相接，演变成互相毁谤、互相批评，甚至于互相谩骂，最后两个人虽然各自当选，但是也各自都告到法院，准备对簿公堂。

这两个人，都是高雄的高级政治人物，拥有各自的群众，一再的纷争，实在非高雄之福。加上媒体的推波助澜，使得这两位政坛的一男一女，甚至到神庙前斩鸡头、发毒誓，信誓旦旦地说要让高雄市民来评鉴谁是谁非。这样子的斗争持续约有半年之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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