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话再说回来，教育并不是政治，实在不应一概地泛政治化。不过无奈于时局，我也只有服从指示了。没过几天，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这一位姓郑的警察跑来找我，说是长官指示要举行警察考试，想要借用我念佛会的讲堂作为考场。我想起他不准我播放幻灯片，以及半夜藉故查户口的事情，也就不客气地说：“不借！”

当然，他只有把我的拒绝回报给他的长官分局长。分局长知道了，也不避讳地就跑来找我。我一见到是分局长来，赶紧藉机就说：“分局长，你要借用场地举行考试啊！没有问题，欢迎、欢迎！我只是因为刚才那位警察经常来找我们麻烦，才不肯借给他。现在分局长你出面，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没过几天，那位姓郑的警察就跑来跟我说：“你害得我好苦哦！我现在被调到太平山去了。”那时候，太平山和宜兰之间，来回都要一天半天的，交通不是那么方便。听了他的话，心里想了一下，我说：“郑先生，给人方便，就是给自己方便；你给我不方便，当然你也就得不到方便了啊！”

总之，我在台湾的弘法活动，经常要和警察应对，甚至偶尔来个捉迷藏，到后来也变得很有经验了。

记得是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左右，我们在宜兰县一个叫作“龙潭”的村庄，利用临时找来的汽油桶，上面铺盖二块木板做成舞台，再以十二块钱装了一盏电灯泡照明，就开始说法了。

说法途中，有一个警察忽然出现在汽油桶旁边，也就是我的脚边，对着我说：“下来！下来！”我低头一看，是一位服装穿戴整齐的警察，心里立刻料想到，他叫我下去，必定是不准我在这里说法，如果我不下去，恐怕会惹上“妨碍公务”的罪名；可是如果这时候下去，又怎么对台下的听众交代呢？不得已，我就叫了在一旁的吴素真小姐，也就是现在的慈容法师。我说：“你先来唱个歌，安抚一下信徒，我下去一会儿。”

到了台下，我劈头就问：“你叫我下来做什么？”

警察说：“不可以集众！现在是戒严期间，你违反戒严法！”

我说：“这是一种社会教育，也是民间的娱乐，对社会是有帮助的。”

他却说：“不行，你赶快上去，叫大家解散！”

我看他那激动的样子，知道没有办法再和他多说些什么道理，只有说：“若要解散，你上去宣布！”

他一听，责怪地说：“我怎么可以上去解散？应该由你上去宣布！”

我说：“不行！是我叫他们来听我说法的，我怎么能叫他们解散？如果你不上去宣布，那就只有请你让我继续讲，讲完了以后，自然解散。”

他听了以后，也觉得没有别的办法，就狠狠地丢下一句话：“你可不要出了问题！”

我说：“不会有问题的！”

看他口气松下来，我就又回头上了台，把这一场弘法大会做一个圆满结束，最后大家当然是自然解散了。

最初我在台湾的弘法布教，到处遇到困难。其实，警察为了阻挠我们弘法，常说的“戒严”，也只是一句借口罢了。实际上，那时候基督教可以随意打鼓吹号，牧师传教可以到处拉路人听讲，他们都没有遭受为难；只有佛教，因为风气未开，所以经常遇到困难，不但不准我们在露天广场集会，有时候连要去监狱布教也遭受阻碍。

监狱向来允许各宗教为受刑人施予感化教育。像我初来台时，在新竹、台北都有过监狱说法的经验；到了宜兰，也是照常热心地为社会服务，到监狱里，给予受刑人一点佛法教育，帮助他们改心向善。但是后来，宜兰监狱有一位姓屠的教化科长，竟然叫我不可以讲佛教，只可以讲儒家。我说：“牧师都可以讲基督教了，我为什么不能讲佛教呢？”他却说：“你如果老是‘阿弥陀佛’东、‘阿弥陀佛’西，不断地提‘阿弥陀佛’，我只有不准你来。”

当时，我很喜欢宜兰监狱里的教诲堂，里面供奉的一尊一米高阿弥陀佛圣像，非常庄严，是我过去所未曾见。我经常借着讲演的因缘，来看这尊佛像。现在既然他感到为难而不准许我进出，我也只有作罢了。

但是，后来他却托人来询问我：“这尊阿弥陀佛像卖给你，要不要？”

我一听非常欢喜，筹措了两万元就请回了这尊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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