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佛学院教授历史并且善于讲学的钟锦德老师，本来说要跟我出家的，后来跑到台北拜一位女喇嘛贡噶为老师，学密去了。

这位贡噶喇嘛，在家名叫申书文，是一九三年出生的满清贵族，也是藏传佛教的金刚上师，道号贡噶老人。“七七”事变时，曾经到重庆会见太虚大师，在汉藏教理院学习藏文，并到四川海拔八千公尺的贡嘎山苦修了三年。后来经香港来到台湾。一九六一年，位在台北县中和市的贡噶精舍落成，我和她有过来往，她也曾来过佛光山，声望很高，人也很正派，活到九十五岁才圆寂。

另外，我的好友曾在高雄市做过税捐处处长的田璧双，后来辞官不干，也去做起喇嘛来了。甚至，一不做二不休，想在台中兴建密藏院，但是为了土地环评的问题，始终不能通过。虽然那时候台湾也希望有一座密教的道场，但终成泡影。

一九九二年，田喇嘛邀约南区国税局及高雄税捐稽征处处长等人，特别来佛光山与我们海内外各别分院住持及单位主管二百余人举行座谈，可以说为本山上了一堂“税务课”，对税法的归类与性质，做了完整的介绍。

贡噶老人、田璧双、张澄基、钟锦德等，都是我周围的知识朋友。但因我在新竹讲习会教书的时候，印顺长老、演培法师都曾说过，印度就因密教而使显教灭亡。所以，我对密教也就心存戒心。

我初到台湾在宜兰弘法，一九五六年宜兰念佛会的讲堂新建落成，当天由“中国佛教会”理事长章嘉活佛率诸山长老前来剪彩启钥，受到教界人士的重视可见一斑。有了章嘉活佛的出席加持，佛法便很快地深入到广大的兰阳地区了。

章嘉活佛是第十九世章嘉呼图克图，一九三年受任为“蒙藏委员会”委员，后来参与“中国佛教会”重整，与太虚大师合作无间，也曾担任过蒋中正的资政。一九四九年由成都仓促搭机来台湾，“中国佛教会”在台湾复会，他当选为第一届理事长，对显密佛教的促进不遗余力，但他六十八岁就圆寂了，令人深感遗憾。

后来换了白圣法师做理事长，我受到的干扰颇多。例如，五十年前，我创办东方佛教学院时，白圣法师在会议上公开说要如何打倒东方佛教学院，幸亏当时的秘书长冯永桢先生挺我。冯永桢是山西人，为人耿直，我与他的上司，曾做过“内政部次长”的王平先生也是好友。

冯永桢告诉我，在会议上他跟白圣法师讲，天主教办了很多圣经学院、基督教也办了不少神学院，我们也没有要打倒、取缔它们，为什么我们要去打倒、取缔佛教办的教育机构呢？

还好有冯永桢主持正义，否则我可能又更增加一些麻烦了。因为那时候，我们要登记、要传戒、要出访办手续，都必须获得“中国佛教会”的同意，但是每次我去办理，他们不但不同意，而且还是明白、公开地拒绝。

例如，依空在东京大学留学，依照在美国和慈庄一起建西来寺，依空的父亲及依照的母亲往生时，她们回来台湾奔丧后，再想回去日本、美国，“中国佛教会”就不核准她们的申请书，不帮她们转到“内政部”、“外交部”了。慈庄为了再到美国，几乎办了一年的手续，周转挫折，才能成行。

此外，一九六九年时，慈惠、慈嘉、慈怡要到日本留学，我跟“内政部”、“外交部”都已经说好了，但程序走到“中国佛教会”就受到阻碍了，申请书就在时任秘书长悟一法师的办公桌上，整整办了二年都走不出佛教会。最后政府给予压力，慈惠她们才能成行。

后来，承蒙社工会总干事林江风先生私下跟我说，你们将来自己可以成立一个基金会。有了一个基金会，办一些国际往来事务、申请出访，总有一个名义，就可以不必经过教会。其实，我们也不懂得这许多法令上的关系。可怜这些跟我学佛的青年，受到这许多遭遇，我想他们至今记忆犹新。

我们爱佛教，我们爱教会，但像这样的教会，叫我们如何爱它？如何和它合作？实在难矣！我对世间上有权力的人，如果用智慧教训人都还有话可说；但用权力压制别人，这不公平的。因为权力是公家的，不是个人的，不能假借公权力来欺压别人，这是非常不道德的事情。

尽管我在台湾受到“中国佛教会”的排挤，而且我也知道，所谓交通不怕多，有了一条公路，再有一条铁路，甚至再有高速公路、隧道、空中航道等，都有好处，但我是不愿与佛教分裂的，因此对于组织一个教会的事，我一再犹豫、三思。

这期间，也有好多人告诉我可以另外成立一个组织，例如丁中江先生，就给我这样的鼓励，倒不是为了对抗，而是为了今后好办手续。因此，在我申请成立中华佛教青年会失败后，承蒙当时担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董树藩先生说，你可以成立“中华汉藏文化协会”，就不必经过“内政部”和“教育部”，我“蒙藏委员会”准许你成立。

一个“阁员”都出来挺身支持了，虽然这不是我最初的志愿，但为了弘法的方便，我在千不愿、万不愿之下成立了。

一九八六年六月成立之后，董树藩先生就要我帮助“蒙藏委员会”做一些事情，第一，他要我召开“世界显密佛学会议”，邀请西藏流浪在海外的四大法王前来参加；第二，他希望我跟达赖喇嘛接触，拜访他，听他解释对台湾的误会。我听了以后，觉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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