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来，佛教讲究“众缘和合”，所以举凡道场的建立，大师都是劝勉徒众要以“无我”的精神来主持建设；因为道场不是为一个人建的，是为佛祖、为大众而建。当初佛陀纪念馆所以能够顺利建成，也就是在大师这种无我而为人的理念下完成的。

大师的无私无我还表现在不私蓄金钱、不积聚财富上。他真是奉持了戒律里的“不捉持金银戒”，每每有善款进来了，自己都还没有经手，立刻就又透过弟子转交出去了。佛光山许许多多事业的发展，都曾经受益于他的这种响应。

尤值得一提的是，大师出生在穷苦的家庭里，自幼没有入学读书的因缘，至今连一张小学的毕业证书都没有，但是佛光山开山之后，他却将徒弟一个一个地送到海外留学，从最早到日本，而后到美国，转而又到英国、印度等地留学。虽然过去也有日本某大学发给大师入学证书，但是最终因为信徒的一句话：“师父！你去读书，那我们怎么办？我们不就都成为学生的徒弟了？”所以大师宁可选择放弃个人的理想，把因缘留给了别人。

也有教界人士语重心长地对大师说：“你让徒弟去留学，将来他们都会比你更能干啊！”大师对此则是轻描淡写地回答：“本来就是希望他们有用啊！”事实上到了现在，海内外大学主动颁给大师的荣誉博士学位，就已经有十多个了。

可以说，大师无私无我的精神，为佛教也为社会树立了良好典范。

他的以退为进

若说大师做人处事全然都是容忍、退让，那也不见得。每当佛教遭受讥谤、伤害时，为了护法卫教，他总是率先挺身而出，不为个人得失计较；甚至为了让佛教能够立足于公众面前，他更是毫不怯弱地维护佛教的权益。可以说，这都是因为“无我”的关系，才能勇敢担当。他的勇于承担，就如同他所说的，他从小是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还有什么事比这更可怕的呢？

不过，大师的奋勇当先，完全是为了佛教的发展，他对于个人的名闻利养，则是一点都不企求。尤其大师具有“与世无争”的性格，像过去他有意加入“中国佛教会”，为佛教服务，却反而受到佛教会的抵制、刁难时，他选择了相忍为教，以退为进。事实上，当时看似消极的容忍，从另一方面看来，则是积极的忍耐，如今大师在世界各地创建了两百多所道场，在五大洲成立了三千多个佛光协会、分会，也就足以证明这一切了。

他的改革创新

大师自小虽然接受丛林封闭、专制的教育，但是思想上却从不守旧，他深深以为佛教要发展，在弘法方式上必须不断求新求变。因此，在台湾弘法的六十多年里，大师推动了许多的改革与创新。例如，他倡导“度生重于度死”，一改过去人死了才找出家人诵经的情况，进一步举办了成年礼、佛化婚礼、报恩法会等等，为生者祈福祝祷。另外，他主张重视现世的富乐，更甚于追求来世的往生极乐，故而推行“药师法会”，希望人人都能把握今生培植福德的因缘。

甚至有感于过去的佛教只注重义理，不包容其他，使得佛法不能普及于社会，因此大师提倡“佛教与艺文结合”，成立了美术馆、建设了净土洞窟，乃至在讲经开大座中安排表演节目等。

特别是在佛教的义理方面，大师在不违背佛意之下，又做了更进一步的诠释。例如，他为了避免一般人误解佛教的“空”义，主张“四大皆空”即是“四大皆有”；为了让人们对生命的生生不息怀抱希望，而将“生老病死”新解为“老病死生”。

总说大师数十年来对佛教的改革创新，真是让佛教走上了世界，迈向了社会，进入了家庭，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心里。

他不为己设想

当年，大师为了办学而来到蔓径荒草、人迹罕至的“麻竹园”开创佛光山。几经他的苦心擘画，佛学院男众、女众校舍首先完工；相继地，大师为了来山信徒食宿的方便，又兴建了朝山会馆、麻竹园；乃至于为能提供信众一处礼佛修持的殿堂，再建设了大悲殿、大雄宝殿、禅堂、念佛堂。然而在这许多建筑陆续完成之际，徒众们心所希望的，还是为大师兴建一所法堂。只不过这个期望，几年下来都被大师拒绝了，直到金、玉佛楼建设期间，心平和尚才促成了建立法堂的因缘。由此可见，大师的一生，总是把大众的需要摆在优先位子，对于自己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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