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户籍管理有一个严重的弊端，那就是明代的户籍制，分民户军户匠户三等，只要你被划了其中的一个身份那可就是世代承袭，不能随意变更的。但由于在大明的军户匠户的地位较低，根本不可能进入科举入仕为官，又有着沉重的徭役负担，使得逃户隐匿很是普遍。

明代的匠户制，源自元代，较元代管制已是较为宽松，洪武年开始实行轮班制，匠户分住坐存留轮班三种，轮班匠每三年前往京城服役，尽管每次役期仅三个月，但加上来回路程就要半年左右了；若再加上官吏与作头的勒索，匠户们往往要借高利贷，甚至典卖田地儿女了。

直到成化年间，近百年的轮班制才被废除，改为征“匠班银”。由于匠户受剥削严重，早就大量逃亡，至嘉靖年，匠班银不过能征六万多两。而皇家与官府工程多由住坐存留匠供役，这种服役在匠户中的不平衡，匠户的逃亡隐匿更趋严重，到天启崇祯年时，匠班银更是征收寥寥，皇宫劳役越来越依靠市场供给了，这也就是崇祯将乾清宫东暖阁装修为藏书室时，太监竟上报需几万两银子的原因，如按明初的匠户制度，崇祯只需出点木料钱即可，工匠的劳役是无偿提供的。

如今的匠户制，早已败坏不堪，事实上早就无法运转，匠户制的废除，也只剩下最后一层窗户纸需要捅破了。至于军户制，同样败坏已极，如若没有粮饷发放，根本就别想能调动得了这些卫所官兵，如辽东采取的兵制，已与军户制大不相同，基本同募兵制没什么区别了，但军户制的废除却不是匠户制那么简单，一是涉及的户口过多，占各州府户口两成多，二是天下乱象频仍，正是需要军队保障稳定的时候。

而李从年自从入朝之后就曾经考虑过户籍改革，可是诸事繁杂，再加上海禁开放之后，人口流动一定很大，所以根据镇北侯李从年提议，内阁大臣进行讨论之后，认为此次户口普查已是势在必行，人口普查是变法措施的制定与实施，都离不开准确的户口黄册。

而这次人口普查的背景是陕甘移民四川，陕甘两省本就是边穷之地，土地贫瘠再加上连年大旱，百姓早就过不下去四处逃荒了，但毕竟有着明朝的户籍制管制，大量的农民还是被束缚着，这次大举移民四川，既有良田住宅，官府还免税五年，更又提供一些迁移所耗费，这些身无片瓦的农民那还不积极响应，而陕北各府县的官吏，早就被乱民闹怕了，朝廷能把这些“穷鬼”迁走，正好了却心头烦忧，难再加上各地都察院和监察司官员的督查下，这次移民十分顺利。

然而户口普查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在陕甘两省移民登记户引的试行过程中，这种技术性的问题还是很好解决的，但是仍有那么多的波折，就与户口隐匿严重有着相当大的关系，镇北侯李从年趁机提出身份牌制度，也就是每一个居民在成年之后，可以凭着这个身份牌外出务工和游历，而这种身份牌就成为了个人身份的证明，这个庞大的计划，却因为身份牌的防伪而不得不在很的地方进行实验。

移民计划是根据黄册记载的陕甘当地户口而制定，尽管户部也想到这点，却不好向皇帝明说，而崇祯虽对黄册记载有所怀疑，却也未想到这点。由于崇祯制定的政策，确实对陕甘百姓是雪中送炭，许多隐匿中的户口逐渐浮出水面，最后需要移民的数量远超最初计划。也正因此，崇祯的移民计划不断修改，但在有限的财政支持下，却总也赶不上移民的需求，这也可说是叛乱不断的原因之一。

“如何让隐匿户口浮出水面”却是崇祯和李从年满是头疼，户部尚书曾经隐晦地向崇祯提出过，这个历史遗留的严重问题，不是户部能够自行解决的，因为它涉及到大明的赋役制度。因为每个在册人户都要缴赋税出徭役，和缴纳人头税，而当百姓不堪重负税收的时候，地方必然想方设法隐瞒人口，逃避税收。要想举行人口普查，清查人口，前途下就要进行赋税改革。

但是，税制的变革，哪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大明的税赋制度的在户部尚书的解释下，崇祯皇帝和李从年这才明白，这里面对饿利益纠葛，根本就不是短时内能，除非崇祯和李从年能快刀斩乱麻，可实现在开放海禁在即，崇祯和李从年也不想节外生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