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旭被双开，是九月底，谢永丰紧跟着被免了职，刘永昌调去了区档案局，从此再没在项目会上露过面。

十一月中旬，沈康年不再主持区里的任何会议，他办公室的灯，有一阵子还亮到很晚，后来连灯也不亮了。

整条线像一张慢慢收严的网，没声没响，只在每个清晨的参会名单里少一个名字。

京城入冬很快。

国槐叶子慢慢落尽，光秃秃的枝桠横在灰白天色里。

陶灵聿开始穿大衣，围一条浅驼色围巾，走路时手习惯性往兜里揣。

办公室里的暖气烤得人发干，她总在下午泡一杯热茶，捧着捂手，眼睛还钉在电脑屏幕上。

这几个月，赵穆清忙得脚不沾地，几乎不进家门。

国庆之后，一连串的事压下来：新施工方的进场评估、常务会材料、市纪委的阶段性反馈、国庆期间城市运行总结。

陈桥每天给他排的日程，密得连喝水都要卡着点。

陶灵聿见不到他。

不是他不在，是她碰不上。

六楼的办公室门永远关着，陈桥走路比从前更快，每次从五楼经过都像一阵穿堂风。

她上去送过两次文件，一次只到陈桥的桌边，一次在门口听见里面有人低声汇报，转身又退了回来。

微信回得越来越短，有时是“嗯”，有时是“知道了”。

像一扇只开了一条缝的门，里面是暗的，看不见人。

她不是没试过堵他，可天凉了，人好像也跟着懒了。

有些话，说一遍是勇气，说两遍是执拗，说三遍，就真成了他嘴里的“没规矩”。

所以她没再去。

撬开锯嘴葫芦的计划也只能搁下。

至少，那个周五之前，她以为自己不想去了。

那晚，她加班到十点。从市府出来时，风很大，把围巾吹得掀起来。

回到木樨地，远远便看见隔壁楼书房的灯亮着。

窗户开了一角，薄薄的灯光漏出来，在冷空气里浮着看不见的暖意。

她站在自家门口望了一会儿，没怎么多想，拎着包就过去了。

站在门廊下，她像从前一样抬手按门锁。这么多几年了，那密码从没变过，闭着眼都能摸对。

可这次，门没开。

她愣了一下，又按一遍。

还是没开。

屏幕暗下去，那点微蓝的光，像被风吹灭了一样。

她站在原地，手指还停在半空，半天没反应过来。

风卷着寒气往领子里钻，心里像被那扇没开的门轻轻撞了一下，闷得发空。

她慢慢收回手，没按第三遍。

第二天，她照常去单位加班，谁也没说。

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过。

她变得很忙，走访记录、项目材料、年度小结，一样一样压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