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慌张地放下卷宗，走出门外看了看，确定没有人之后，再匆忙回来，翻开了毛人凤写的报告。只见里头措词婉转地指出今后军统的工作应当“专业化”。毛人凤按照唐纵那次会议提出的意见，指出过去戴笠兼的公职过多，不得不和各方面应付敷衍，不但花费时间，而且还得迁就某些人，这种做法对工作是极其不利的。

毫无疑问，毛人凤这些话都是为了顺着蒋介石的意思说的，这让沈醉意识到他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慈善，而且为了自己的前途，拿老上级戴笠开刀，也是和毛人凤一贯装出来的敬重戴笠的样子相去甚远。

果然，这份报告一下子就抓住了蒋介石的心。兼职过多的确是戴笠最大的一个弱点。因为到抗战末期，戴所兼的公开职务已有不少，加之胜利后野心越来越大，已引起蒋介石的不满。戴笠如果不死，蒋介石不会将全国的警察领导权交给军统。为了掌握全国警察的领导权，蒋介石没有接受戴笠推荐的人选，而亲自挑派首都警察厅厅长和上海、北平等大城市的警察局长。蒋介石还曾召见李士珍，并叫侍从室研究李士珍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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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建警计划等一系列措施。从这一系列的事情都不难看出，蒋介石是不愿戴笠兼职过多的。毛人凤便选择了这一点来表明自己的态度，没有任何野心，自然能讨得蒋介石进一步的信任。

收到报告后，蒋介石特意找毛人凤来见了一面。毛人凤兴致冲冲地去了，兴高采烈地回来，马上召集了大特务们开会。沈醉也在座。他是唯一一个在毛人凤开口之前就知道他想要说什么的人。果然，毛人凤津津有味地谈道：“今天蒋委员长跟我谈话，他觉得我们内部被戴笠带起了一股不正之风。大家都搞兼职，这样怎么能将本职工作做好？今后我们军统开展工作应该讲究‘专业化’。特别是诸位都是本局的核心成员，你们不应该再去兼任与本身业务无特别需要的公开职务，要把公开机关与秘密单位划分。保证我们活动的安全。”

一听到这话，大家都吃了一惊。公开职务已经有了很多年的传统，这突然停掉，无异于在家里停米断炊，这让习惯了大手大脚的特务们怎么还能适应？

毛人凤得意扬扬，越说越起劲：“还有，委员长也下令，不准军统大小特务私自兼营商业，过去搞的生意都要停止。以后除了由保密局办的‘三有公司’外，个人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和用亲人的名义去入股经商，一经查出，便以违犯纪律论处。今后在工作上不能对外徇情，所有人都应该一心一意为蒋委员长尽忠。”

底下立刻起了一片窸窸窣窣的声音，每个人都在心里暗自痛骂毛人凤，却没有人敢公然站出来反驳。大家都还在纳闷，为什么突然毛人凤就有了这个主意呢？许多特务在胜利后都在偷偷搞投机生意，戴笠在世还有所畏惧，戴死之后，这些人几乎把军统工作放在次要地位，而主要是抢劫敌伪物资和大做投机生意。不让他们继续做买卖等于是砸了他们的饭碗，那谁还会甘心呢？

只有沈醉心中有数，一定是他那个报告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和赞扬。

毛人凤针对这些问题来讨好蒋介石，自然引起不少人的反感。许多人在背地里谈论开来，都认为毛不主张特务多兼公职是由于他自己的出身关系。他没有军校的学历，公开职务也只当过县政府的秘书，所以他在抗战胜利前，军统内勤特务都急于搞任官任职的手续时，他却不愿搞。因为他尽管平日也说过他在黄埔三期住过几天，以后便离开了，想以此说明自己也是黄埔学生，但谁也不承认他这一关系，他也不能利用这个出身，为自己谋取更多的利益和好处。同时，向影心事是生意的一把好手，很多事情她自己就能出面解决，当然用不着毛人凤来背黑锅了。因此毛人凤乐得顺着蒋介石的意，只顾自己太平，哪管别人利益受损？从那以后，在保密局外勤站长的调整中，开始将一些兼有公职的大特务站长的职务免去。特务们的经济情况也都受到监督。

但是一段时间过去之后，连毛人凤自己都觉得这些规定实施起来有些困难。

把老特务免职后，他新提拔起来的一些省站站长，都是他认为最忠实可靠的特训班毕业学生，像重庆站长吕世琨、贵州站长钱雳林、西康站长董士立等，都是临训班毕业的。而一些已经在军统干了许多年，并担任公开机关职务的老特务们，像重庆稽查处长罗国熙、绥靖公署二处处长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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