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刻，有人向会议主持人报告两名嫌疑人员已乘汽车逃出校门，有关军警正在追捕中。据此，会议主持人宣布大会停止进行，学生和教师到自己的教室听令。与会的中央和南京市的军政大员到校门口值勤宪兵处登记车号和乘坐人员姓名职务后回原单位。

不久，宪兵带队官向学校负责人报告：进出校门的各单位主官乘坐的车号及人员姓名职务均相符，只有行政院一辆小汽车不是主官乘来参加“纪念周”的，而是自行闯入，强行出校门时，打倒值勤人员，迅速驾车逃跑。而这辆车就是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的。

毛人凤分析，黄浚的车驶进中央军校一定有所图谋，只是因为其他原因才中断。经过这一件事，他绝不会死心，即使不会主动出面和集团中的其他人员进行联络，也一定会让集团中的其他成员代替自己。所以，他顶着各方面的压力，增加了负责盯梢的特务的数量，不仅看牢了黄浚父子以及他们经常活动的场所，而且对他们周边的亲信也加紧了监视。

不久，监视黄浚汽车司机的人员发现，这个叫小王的司机经常到新街口附近一家外国人开办的咖啡店去喝咖啡。他每次进店后，就将自己的礼帽挂在衣帽间的衣架上。几乎与他同时，就有一个日本人进店喝咖啡，也将一顶与小王同样的礼帽挂在小王挂礼帽的衣架上。那个日本人喝完咖啡先离开小店，会顺手将小王的礼帽戴上，扬长而去。而小王喝完咖啡，也就顺势戴上日本人那顶礼帽，假装不知道已经被调换过的事实。因为他们的动作迅速而隐蔽，所以侦察小组也是在多次观察研究之后才找到其中的问题，他们认定这是他们进行情报交换的新方法。

侦察小组还发现那个从咖啡店走出来的日本人经常有规律地骑车去中山路逸仙桥南一家“私人医院”。这家“医院”其实是日本特务机关的一个秘密联络站。那个日本人名叫河本明夫，名义上是日本总领事馆的管理员，实际上是须磨手下的一个情报员，平时作风很低调，所以没有被特务人员注意。

黄浚传递情报的渠道和手段以及有关人员的材料是搞到手了。但情报的内容还没全掌握。为此，毛人凤又设了一计：

这天，当河本明夫晚上从“医院”中走出来乘自行车回日本领事馆的途中，行至与中山路垂直相通的汉口路时，突然从汉口路冲出三个骑自行车的“冒失人”，猛地冲向河本，河本躲闪不及，连人带车被撞翻在地，头上的礼帽也甩落在地上，被风吹出了十几步远。而撞了他的年轻人眨眼间便不见了。

河本此时已经是头破血流，手上也带着伤。但是他还是踉踉跄跄地站起来，不是急着叫人或者扶车，而是跌跌撞撞地要去拿地上的帽子。这时几名好心的路人和交通警察路过这里，扶起河本把他抬进汽车，并且劝他说：“哎呀，你伤的这么重，我们送你到附近的马林医院去吧。”

河本忍着痛说：“帽子，我要我的帽子。”

交通警察说：“帽子丢不了，我帮你去捡，你不是日本人吗？我们警察是‘保护’你们的！”

其实河本心里也知道有些不妙，可是无奈自己就像被绑架一样地抬走了。装扮成撞车人、过路人和交警的特务们继续把戏演下去，而帽子已经被送去附近一个秘密的住所检查拍照。

河本被包扎了头上的伤口，打起吊带后走出急诊室，警察就把帽子递上去。河本一把抓过来捏了一下，暗暗松了一口气。警察就乘机提出送他回住所，河本不便拒绝，也就让他们送自己回中山路的医院。警察一路上假装闲话家常一般地从他口中套话，一直陪他到医院里，四处打量了一番，才告辞离开。

这件事一结束，他立刻从医院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叫山口的人。但是毛人凤根本就不在乎他这样的小鱼小虾。他连夜整理好了情报，连同整个侦破经过一起写成报告，交给戴笠，由戴笠上报给蒋介石。蒋介石下令立即逮捕黄浚及其集团成员：“一定要全歼，不能使一个漏网！”

这又是一个难题落在毛人凤身上了。抓住黄浚或者是日本方面的间谍头目容易，但是他们周边从事情报工作的人三教九流都有，如何才能把他们一一鉴别出来呢？考虑了两天两夜，他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

这天是黄浚亲自戴着帽子到咖啡馆中小坐。除了山口出现以外，还有一个军统的特务人员也戴着类似款式的礼帽出现，同他们的两顶帽子并排在衣帽架上挂好。坐下没一会儿，忽然门口有人打起架来，黄浚和山口的注意力被吸引过去，这时一个拿报纸的军统特务做掩护，另一个特务飞快地调换了帽子的顺序，拿走了日方的帽子，把自己的帽子挂在刚才日方特务挂帽子的地方。等到门口的武斗平息之后，黄浚起身，戴上军统伪造的帽子离开。

第二天晚上

11

点，黄浚按照信上的指示，约齐了所有“有功人员”在黄公馆聚会，等待须磨亲自到场向有功人员发巨额奖酬和

_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