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人凤的担忧不是空穴来风。军统局内部斗争刚刚结束，“外患”就接踵而至，不断有各种势力要求取消军统局。国民党内反对军统的势力主要有陈诚、何应钦、cc系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和财阀孔祥熙等人。连戴笠在世时，对这些人都忌惮几分。在他们面前毛人凤更是用一只手指就能捻死的蚂蚁。

为了自保，毛人凤首先把橄榄枝投向了陈诚。这人着实不好对付，作为蒋介石最得宠的新贵，一向讨厌军统，憎恨戴笠。戴笠死后，他又把一腔怨气全发在军统身上，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当时国内国际、党内党外，都盛传陈诚将成为蒋介石身后最有优势的接班人。他数十年来，在蒋介石手下大红大紫，无人能及。蒋介石始终对他没有猜忌戒备之心，不但让陈诚一身兼有党政军要职，而且始终把他摆在各个时期重大事件的中心，加以培植使用，其恩宠有加，在国民党内找不出第二人。

陈诚和军统的交恶，主要是因为他和戴笠的不和。就其根本原因来说，完全是野心的冲突。陈诚比戴笠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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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但是发迹却比戴笠早得多。当戴笠还在黄埔军校充当胡靖安的“清共”打手时，陈诚已晋升为国民革命军二十一师师长。1931

年初，戴笠还在蒋介石身边“跑单干”，陈诚又跃升为第十八军军长，成为蒋介石手下的主力将领。陈诚早年得志，长期处于权力的中心，更因他性格刚直，高傲冷峻，自认为才干过人，又有其妻谭祥的干娘宋美龄作为后援，因而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作风。他除了对蒋介石绝对忠诚以外，对其他实力派人物一律都瞧不起，对他们进行排斥打击。

他大骂何应钦是“烂好人”，始终不给予合作；他痛恨白崇禧，讥讽他处处玩小聪明；一向看不起胡宗南，认为胡没有真才实学，只不过靠机缘时会，把军队摆在反共第一线而见重于老头子；更认为“汤恩伯专门和奸商勾结，以抢运物资为名，设卡走私，上行下效，军纪废弛，民怨沸腾。以致日寇来攻时，官兵无斗志，稍一接触，即溃不成军。此人真该杀一儆百，以维士气”。至于戴笠，他以为靠用盯梢窃听、攻讦诬陷等手段邀功取宠于老头子的做法，更是不值一哂。加之戴笠和何应钦、白崇禧、胡宗南、汤恩伯都有很好的个人关系，这就使陈诚和戴笠的关系自然而然地冷淡起来。就陈诚来说，以他的资历、地位、才干及与蒋的关系，他当然不会把戴笠放在眼里，更不会因为戴笠是个特务头子，而对戴笠进行逢迎巴结。

更使得戴笠对陈诚十分气恼的，是陈诚手底下有一个独立的特工系统。在国民党所有的特务部门中，唯有陈诚的特工系统是戴笠难以插手的，这也使得戴笠下定决心要让陈诚尝尝苦头，知道他的厉害。

可是陈诚是国民党中极少数有些正义感的军人，从不贪污受贿，这让戴笠一直都抓不到他的把柄。一直等到了

1939

年

10

月，机会终于来了。那时的陈诚由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改兼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他的任务是防止日军在占领武汉三镇后，进一步进攻湘西，向川东逼近，保卫陪都重庆。

在他的战区内，有一批青年军官认为中国之所以在抗日战争中节节败退，是因为国民党上层统治集团中有一批贪婪无度、昏庸腐朽的官僚，以及卖国求荣、好逸恶劳的汉奸。他们把蒋介石的耳目遮蔽，让他不能看清楚战局的全貌，因此正确的主张不能贯彻始终。他们觉得，中国如果要得到胜利，必须进行一次军事行动，把蒋介石身边这批蛀虫似的败类都给清除掉，才能让真正抗日爱国和廉洁踏实的精英骨干入选高层，辅佐蒋介石抗战和治理国家。他们认为的理想人选就是陈诚，而这个计划就被他们称为“清君侧”。

很快，美国方面由于对蒋介石政权的失望，已经开始考虑“换马”。一部分驻华美军人员以及美国特务开始注意到“清君侧”行动，并且给予了必要的支持。但是美国方面不只是要清除何应钦等亲日派将领和政客，他们更希望能够彻底倒蒋，用陈诚、胡宗南等年轻将领取而代之。

这件事本来不是陈诚组织的，但因为陈诚被那些年轻军官们内定为推翻蒋介石后的领袖人选，因此戴笠得到情报后，就把帽子扣在陈诚头上，污蔑是他组织了这次“清君侧”的行动。但由于证据不够充分，戴笠并没有立即行动，而是命令部下继续搜集新的证据。他觉得目前来看，并没有足够证据证明陈诚被牵连在内。过早出击，反而容易让陈诚提高警惕，找到脱身之计。不如等到有万全把握的时候再下手。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特务们并没有搞到更多的证据，而这一拖，又是许多年。到

1943

年，情况终于有了转机。

1943

年

2

月，陈诚就任远征军司令长官，第六战区仍由他负责。在这段时间内，少壮派一面利用进入陆军大学深造的契机，在陆大青年中寻找知音，壮大力量；一面积极与在华帮助中国军队训练的美国军官联系，寻求外援。他们的实力不断扩大。另外，一批策划“政变”的青年军官也渗透进远征军司令部。他们已经暗中拟定了“政变”的组织章程、计划行动，并决定把行动时间定在“西安事变”7

周年纪念日——1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