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美各国，普遍认为波德莱尔是法国最大的诗人，尤其是自本世纪以来，波德莱尔受到了世界文学界和学术界越来越广泛的重视，几乎成了“现代所有国家中诗人的楷模”（t。s。艾略特语）。他在法国诗坛上的地位和影响已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雨果。
夏尔·波德莱尔1821年生于巴黎，其父约瑟夫一弗朗索瓦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开明人士，学过哲学和神学，爱好文艺，结交了不少文学家和艺术家，并与一些具有自由思想的激进分子关系密切。他接受了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学说，拥护并且参加了1789年的资产阶级大革命，其后一度在宫中任职，但不久就因厌烦宫中的繁文缛节而辞去官职，回家过悠闲而清静的生活。六十岁的时候，弗朗索瓦娶了一个二十六岁的孤女为妻，并生下一个男孩。这个孩子就是波德莱尔。
老年得子，弗朗索瓦对小波德莱尔十分钟爱，常给他讲神话和故事，并带他到处参观和欣赏艺术作品，使波德莱尔从小就受到了文化艺术的熏陶。可惜，波德莱尔六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旋即改嫁，使波德莱尔陷入了孤独和绝望之中，成了一名忧郁的“哈姆雷特”。
波德莱尔的继父是一个严肃而正统的军人，想按自己的意图把波德莱尔培养成循规蹈矩的官场中人，可波德莱尔无法忍受这种束缚，常常与继父发生冲突。1832年，波德莱尔随母亲到继父的驻地里昂上学，成绩极好，但充满奇思异想。学校的寄宿生活和里昂当时的社会环境使他感到压抑和烦闷。1836年，他随父母回到巴黎，进入路易大帝中学。他才华出众，但不安分守己，结果被校方开除。同年，他转学进入另一所学校，并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但他没有继续升学，而是走向了社会，过他所向往的无拘无束的生活去了。他一方面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另一方面广交文人雅士，出入艺术沙龙，混迹在一群放荡不羁的文学青年当中，玩世不恭，挥金如土，引起了父母的极大不安，他们逼波德莱尔离开巴黎，出国作长途旅行。
这趟长达几个月的旅行虽然路途闷，但开阔了波德莱尔的眼界，丰富了他的想象力。回到巴黎以后，波德莱尔与继父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不久，他便带着生父留下的遗产离家出走，浪迹天涯，并在流浪中开始了文学创作。他首先表现出对艺术尤其是绘画的浓厚兴趣和敏锐感觉，发表了画评《1845年的沙龙》，以其新颖的观点和精辟的分析震动了评论界。次年他又发表了《1846年的沙龙》，提出了许多重大的美学命题。1848年，他参加了法国二月革命，但革命失败后他陷入悲观，发誓不再介入人类的任何论争。1851年，他以《冥府》为题发表了十一首诗，四年后又以《恶之花》为总题发表了十八首诗。1857年，他把《冥府》和《恶之花》合在一起，另加了数十首诗出书，书名就叫作《恶之花》。
《恶之花》以其大胆直率得罪了当局，其超前意识和现代观念更触犯和激怒了保守势力，结果招致一场残酷而不公的围攻。波德莱尔被指控为伤风败俗，亵渎宗教，上了法庭，最后被迫删去被当局认为大逆不道的六首所谓的“淫诗”：《累斯博斯》《入地狱的女子》《首饰》《忘川》《致大喜过望的少妇》《吸血鬼的化身》。四年后，《恶之花》新增了三十五首诗再版，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在这期间，波德莱尔又陆续发表了《1859年的沙龙》《浪漫派的艺术》《美学探索》《人造天堂》等作品，并写了不少散文诗，还翻译了爱伦·坡的五卷作品。爱伦·坡是波德莱尔最喜爱的作家之一，对他的影响极大，他曾模仿爱伦·坡《旁注》的形式和主题，以“火箭”、“卫生”、“火箭·暗示”为小标题，写了许多随想式的文字，后来又以同样的形式写了《赤裸的心》。《赤裸的心》这标题本身就借自爱伦·坡的作品。波德莱尔逝世后，这些文字被后人以《赤裸的心》为总题发表。《赤裸的心》形式简单，但内容广泛，其中既有对人对事的记录，又有对社会现象的思考和评论，当然，更多是剖析自己的内心。它与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和兰波的《灵光篇》有相似之处，但比《思想录》简洁，比《灵光篇》更格化。《灵光篇》完全是一部内省的作品，而《赤裸的心》却把外在的观察和内在的思索结合了起来，它有时直奔内心，有时则先外后内，内外互衬。但《赤裸的心》不是一部完整的作品，它只是波德莱尔的写作素材。波德莱尔曾在书信中多次提到要用这些素材写一本书，1862年，他甚至与出版商黑泽尔签订了此书的合约。遗憾的是波德莱尔直到逝世也没把书写出来，但材料中的某些内容已出现在《恶之花》和《巴黎的忧郁》当中。
波德莱尔晚年在文坛上功成名就，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物质上的富裕和精神上的宁静。日益腐败的社会风气和接连不断的催债帐单使他想逃离法国。1862年底，刚刚买断他版权的出版商马拉西斯破产，使他更陷于困境。他打算去比利时，去考察那里的艺术画廊，然后写一本关于艺术的书。但他一直拖到1864年4月才动身。到比利时不久，他就写信给《费加罗报》，说要给他们写稿，但后来也没有写，因为他发现比利时比法国更令人难以忍受。他以轻松的笔调和讽刺的口吻写了一些短诗，嘲笑比利时的狭隘、闭塞和缺乏个性。这些诗后来以《比利时讽刺集》为题发表。波德莱尔在比利时期间还收集了许多的剪报，作了大量的笔记，准备写一本关于比利时的书。他在书名的选择上犹豫再三，后来终于决定用《可怜的比利时》。这些笔记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简介”，后一部分为“注释”，是前一部分的补充和说明。由于波德莱尔身体急剧恶化，这本书也没有完成，但从材料上看，他对比利时的蔑视和仇恨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极尖刻地嘲笑和抨击比利时的各个方面，激烈得有点过分。专家们分析，这与波德莱尔当时的处境、心情和身体状况有关。波德莱尔在比利时作了一些讲座，但很不成功，这使他觉得受到了侮辱；他与比利时出版商的合作计划一再受挫，最后流产。更糟的是他这时的健康每况愈下，病情越来越重，后来只好回国。1866年，他病情恶化，后瘫痪，次年死在医院里。
《恶之花》是波德莱尔最重要的作品，奠定了他在法国乃至世界诗歌史上的地位。这部诗集使他一举成名，也给他带来了数不清的非议、指责和围攻。这是波德莱尔的生命之作，正如他自己所说：“在这本书中，我放进了自己所有的心、所有的柔情、所有的宗教和所有的仇恨……”他把这部诗集当作是自己情感的溢流口，寄托着自己全部的希望和信念，所以他对这本书的结构框架进行了精心的构思，用一系列貌似偶然其实又不偶然的事件编制生命的行程。他在书信和作品的提纲中多次强调他对这部诗集所作的精心安排。1861年，他写信给诗人weini说：“我渴望得到的唯一赞扬，是人们承认它不完全是一本诗作汇集，而是一部首尾一贯的书，虽然它放弃了缪塞和雨果所喜欢的编年史的方式。”
《恶之花》分为“忧郁与理想”、“巴黎即景”、“酒”、“恶之花”、“叛逆”和“死亡”六部分，其中“忧郁与理想”分量最重，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二。在这一部分里，诗人耐心而无情地描写和剖析自己的双重灵魂，表现出自己为摆脱精神与肉体的双重痛苦所作的努力。他追求美和纯洁，试图在美的世界里实现自己的理想，但美就像一个冰冷的雕像，可望而不可即；他寻求爱，但一再受到爱情的欺骗；他向天使祈求欢乐、青春和幸福，企图从烟草和音乐中得到安慰，但阴森丑恶的幻象和纠缠人心的愁苦始终笼罩着他，使他的痛苦有增无减。诗人用一个英文单词“spleen”来表达自己精神上的这种痛苦，并希望通过出走、远游来结束心灵的磨难和精神的搏斗。于是，他把目光从内心世界转向了外部的物质世界，转向了他所居住和生活的巴黎。他在巴黎街头的所见所闻构成了第二部分“巴黎即景”的内容。“巴黎即景”是一幅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大都会的写真画，在这一部分里，忧郁和理想的斗争让位于邪恶与善良的斗争。诗人眼里的巴黎是一个充满敌意和丑恶的人间地狱：受人欺凌的乞丐、孤独无援的老人、麻木沉默的盲人、丑陋老迈的娼妓、苟延残喘的病人以及赌徒、小偷和僵尸等，强大的恶势力压得仅有的一点善良抬不起头来。诗人在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里都得不到安慰，只好用酒精来麻醉自己，刺激自己的幻觉，建造一个“人造天堂”。他在飘飘欲仙的幻觉中仿佛看到捡破烂的人陶醉在自己的光辉之中，魔鬼化装成美女前来诱惑，风尘女子暗送秋波，情侣们手端着酒杯……他尽情地驰骋着对失乐园的梦想。然而，醉意中的幻境毕竟是靠不住的，酒醒之后，他便从人造的天堂跌回到现实的地狱。那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地方，却又盛开着鲜花。这种恶之花究竟是什么呢？对诗人来说，它首先意味着女人。这些女人时而以“黑色维纳斯”的面目出现，时而以蓝眼女人的面目出现，有时又化身为圣母和天使。这些面孔使我们想起在波德莱尔的生活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三个女人。一个是让娜·杜瓦尔，这是个任性而多病的女孩，具有一种异国情调，颇得诗人的欢心。她于1842年与诗人相遇，此后两人相爱多年；另一个是玛丽·杜布伦，这个蓝眼的妇人邪恶而清高，曾给诗人带来过极微妙的快乐，但她对诗人不忠，后成为他人的情妇；最后是阿波罗妮·萨巴蒂埃，她有着雅典的美和天使般的轮廓，诗人暗恋着她，默默地赞扬她。三个女人在诗人的生活中扮演着三种不同的角色。她们或代表母爱和兄妹之情，或以理想中情人的面目出现，可惜没有一个是可以给他以安慰的妻子。她们是诗人灵与肉的君主，或把爱情强加给诗人，或拒绝诗人的爱情。她们不但没有给这颗被撕裂的灵魂以抚慰，反而加剧了分裂的痛苦，因为她们表里不一，温柔的背后是暴力，微笑后面是背叛。诗人心寒了，他在这充满变态的性爱和邪恶的肉欲中挣扎，并开始奋起反抗。他责问上帝，歌颂撒旦，支持该隐的子孙升上天庭，要“把上帝抛向尘世”。他像个被流放的王子，要和反叛的天使重归天庭。他向往那“陌生”的“未知”之处，把死亡当作是最后的挑战和唯一的希望，当作是自然强加给人们的必然命运，是温馨的天堂和永恒的作品。穷人、恋人和艺术家都把希望寄托在人生最后之旅的奇迹上，穷人在死亡中结束了自己的苦难，得到了安身之所；恋人在死亡中得到了忠诚而纯洁的爱；艺术家从死亡中获得了灵感，得到了永远的解脱。诗人最后以一首长达一百四十六行的《旅行》回顾和总结了自己的人生探索，结束了全诗。
《恶之花》的主题是恶及围绕着恶所展开的善恶关系。恶指的不但是邪恶，而且还含有忧郁、痛苦和病态之意，花则可以理解成善与美。波德莱尔破除了千百年来的善恶观，以辩证的观点来看待恶，认为恶具有双重性，它既有邪恶的一面，又散发着一种特殊的美。它一方面腐蚀和侵害人类，另一方面又充满了挑战和反抗精神，激励人们与自身的懒惰和社会的不公作斗争，所以波德莱尔对恶既痛恨又赞美，既恐惧又向往。他生活在恶中；但又力图不让恶所吞噬，而是用批判的眼光正视恶、解剖恶，提炼恶中之花。所以，恶之花可以说是一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它本身是美的，令人赏心悦目的，如果说它是病态之花、邪恶之花，那是说它所生长的环境是病态的、邪恶的。波德莱尔从基督教的“原罪”说出发，认为“一切美的、高贵的东西都是人谋的结果”，“善始终是人为的产物”，所以要得到真正的善，只能通过自身的努力从恶中去挖掘。采撷恶之花就是在恶中挖掘希望，从恶中引出道德的教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