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撑着石头站起来，腿麻得打了个晃。不能再走大路了，得从后山绕。她拎起那个旧帆布包，深一脚浅一脚地朝山坡的另一边走。荆棘刮破了裤脚，她没停；石头硌得脚生疼，她也没停。

一路走到镇上，天都快擦黑了。黄巧云没回自己的铁匠铺，也没回家，而是拐进了街角的供销社。

左右看看，没见到杨建明的影子，很好，要的就是那个老狐狸不在场的时候。

否则，指定又是故意放出几条半真半假的消息，等你真有事求他时，他又立即一本正经地谈起价钱。

柜台上是个熟脸，姓王的售货员，快五十了，大嘴巴，但心眼不坏。

“王大哥，”黄巧云嗓子哑得厉害，递过去两毛钱，“给包烟，最便宜那种。”

王大哥接过钱，一边拿烟一边打量她，“哟，巧云，你这眼睛咋了？出啥事了？”

黄巧云垂下眼，接过烟，手指有些抖，“没事……就是，去赵家凹子村看了个远房亲戚。”她顿了顿，像是随口问，“对了王大哥，你消息灵通，最近公社是不是要搞啥运动？我咋听说要派工作队下来？”

王大哥眼睛一亮，压低声音，“那可不是！叫‘一批两打’，听说要查那些挖社会主义墙角的、欺负社员的。工作队过阵子就到各大队了，我们这儿消息都传开了。”

黄巧云心里咚地一跳，她拆开烟，抽出一根递给王大哥，抬起红肿的眼，“王大哥，你说……要是有人欺男霸女，逼死了人，还占着集体的好处，这算不算‘破坏’？”

王大哥一愣，四下看看没人，声音压得更低，“那当然算！这是大问题！怎么，你亲戚……”

“我就随便问问。”黄巧云打断他，把剩下的烟塞进口袋，拎起包，“谢谢王大哥，我先回了。”

出了供销社，黄巧云直接拐进了镇东头那间破旧的邮局。她花五分钱买了张信纸，一个信封，又借了支秃头铅笔，在角落的长椅上坐下，开始写信。

她写得很慢，字歪歪扭扭，但一笔一划很用力：

“尊敬的公社领导、工作队同志：

我叫黄巧云，是住在镇上的一名社员。我要反映赵家凹子村‘土匪’队队长赵永富的问题。

第一，他强抢我外甥女高翠莲，导致翠莲两天前被逼死，一尸两命。死后不准娘家人看，草草埋了。

第二，他把家里女人当长工使，只劳动，没有自由，这是剥削。

第三，他作风霸道，动手打伤亲娘，在队里搞一堂。

赵永富不配当干部，请求领导调查。

一个社员黄巧云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初二”

写完，她看了好几遍，折好塞进信封，没写收信人，只在正面写了“公社革委会收”。

她把信揣进怀里，贴着心口放好。那薄薄一张纸，此刻却像块烙铁，烫得她心口发慌。

她知道，这信一送出去，就再没回头路了。赵家不会放过她。可能信石沉大海，也可能……她自己先遭殃。

可想起翠莲，想起那个乱岗，黄巧云咬了咬牙。

她不能明着来，得等。等工作队进了村，等一个合适的时机。在这之前，她得把钱藏好，把门窗栓牢，还得……想办法再见槐花一面。

夜风吹过空荡荡的街道，黄巧云裹紧衣服，朝家走去。背影像一根绷紧的弦，瘦削，却带着孤注一掷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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