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时日，赵家人像是约好了一样，集体消停了下来。

赵立根晚上去老屋过夜，白天也难得在家吃顿饭。

隔壁的赵永富也不再找槐花的麻烦，而是拄着一根树枝做的简易拐杖，一瘸一拐地去往老屋解决一日三餐。

槐花的活计就这么毫无征兆地锐减，从伺候一大家子变为只需要伺候老爷子和孩子。

只是，这样的现状并没有让她感到轻松半分。相反，每每看到赵永富经过自己家门前时故意放缓的脚步，那阴鸷到令人窒息的眼神，都在提醒槐花，她离那场计划好的“惩罚”又近了一天。

至于唯唯诺诺的赵立根对她的审视与试探，槐花一听就知道他在传达赵刘氏的话。既然赵刘氏仍只是监视他，没有行动，槐花也懒得拉拢赵立根了。

她得把精力放在更重要的事上。

告状。工作队。

这两个词起初激起的阵阵恐惧涟漪，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恐惧沉淀下来，像两颗石子沉在心底，硌着她，让槐花再也无法回到从前那种消极反抗的苦捱生活中。

答应姨妈的任务，更像一把时时刻刻悬挂在头顶的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掉下来，瞬间将她劈成两半，秋穗也就成了没娘的孩子。

槐花开始留意那些以前从不关心的“闲话”。一反常态地朝人多的地方凑。

她借着上下工和村民一起同行的时机、去池塘边洗衣裳、去自留地劳作的机会，竖着耳朵捕捉村里婆娘们的嘀咕。

她发现，关于“上面要来人”、“要搞运动”的传，确实像地气一样，在村子底层隐隐流动，但都模糊不清，有人说开春，有人说要等过了年，谁也说不出个确切。

她更注意赵家人的动静，这些传既然别的村民知道，赵德仁和赵永富肯定也知晓。

果然，赵德仁和赵永富去大队部开会的次数多了，有一回槐花还远远地看到父子两人边朝家走边吵架，一番争吵下来，好像是赵永富落败了，梗着脖子气呼呼地上一另一条岔路，与赵德仁分道扬镳。

满仓也察觉出了什么。有一次，他挑完水后没有立即离开，磨蹭着收拾水桶，像是下了很大决心，才压低声音说，“队里最近……会开得勤。爹和二哥常去，回来脸色都不太好。”

他顿了顿，声音更低了，几乎像耳语，“我听见爹跟二哥在堂屋说……让把该收的尾巴都收收，该抹平的账……早点抹平。”

槐花心里咯噔一下。该收的尾巴？该抹平的账？这话听着不像好事。

满仓说完，像是怕槐花追问，也像是后悔自己多嘴，放下空桶匆匆走了。

槐花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晨雾里，手心一片冰凉。

满仓没提“工作队”三个字，可他话里透出的那股山雨欲来的紧绷，比什么都清楚。赵德仁在让赵永富“收拾”……收拾什么？抹平什么？

她想起黄巧云信里写的东西，想起赵永富当队长行的那些霸道事，想起翠莲……

如果赵家父子现在就在“抹平”，那等到工作队真来了，还能查到什么？

这个念头让她心慌。

原先只是害怕“作证”本身，现在更怕的是，等她好不容易鼓起勇气站出去，却发现对面早已是一片打扫干净的战场，什么证据都没留下。那她不仅白担了风险，还会成为赵家眼里彻头彻尾的、可笑的叛徒，招致更疯狂的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