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他需要争取“裁判”的理解，至少是不偏袒。大队部陈书记看重稳定和生产，一向希望息事宁人。上回处理王义和赵永富打架的事，面对王义申请的病退，他就很干脆地答应了。

生产队长赵叔性格耿直，更烦那些虚头巴脑的“思想斗争”。自己这些年又一直住在赵叔家，已经同他老人家建立起了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深厚情感。

他主动找赵叔汇报，坦诚自己“方法不当”、“考虑不周”，但咬死“只是帮王奶奶捎带旧报纸和一点自己省的玉米渣”。并暗示郑和美可能“借题发挥”、“影响生产队团结”，已经在赵叔那里埋下了一个对郑和美不利的印象。

赵叔刚才在院子里的不耐，就是明证。

今晚的策略，徐文华反复推敲过：以退为进，移花接木。

首先，主动承认错误，但将错误性质限定在“自由主义”、“方式方法不当”、“给群众造成误解”上。态度要极其诚恳，把自己放在一个“好心办坏事”、“缺乏经验”的年轻知青位置上。

其次，对于“不明物资”的指控，用事先准备好的、赵叔已经看过的“旧报纸和玉米渣”作为实物回应，合情合理。至于郑和美可能暗示的“其他东西”，一概以“可能是误会”、“我书包里还有学习文件”来化解，咬死没有其他。

最后，也是关键的一步，要将话题从“个人作风”引向“知青与群众关系”和“生产队团结”的层面。

他要强调自己行为的初衷是“帮助贫下中农”，失误在于“方式”，而郑和美同志的“警惕”虽然可以理解，但如果处理不当，反而会伤害无辜社员感情，影响知识青年与贫下中农的结合。

这顶帽子扣得刁，用的是当下最时兴、也最不容反驳的道理。陈书记和赵叔即便心里觉得是小题大做，面上也绝不敢反驳这个“影响团结”的说法——这恰恰是他们工作是否得力的关键。

徐文华反复思量着等会儿要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措辞，甚至脸上的表情。这不是辩解，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防守反击。他不仅要洗脱自己和槐花的嫌疑，还要让郑和美的发难，变成一种不顾大局、小题大做的行为。

大队部就在眼前了。徐文华深吸一口冰冷的空气，挺直脊背，走了进去。

会议室的空气浑浊，弥漫着烟叶和大碗茶的混合味道。陈书记坐在首位，面无表情地听着。几个小队干部和稀稀拉拉来的社员代表，有的打哈欠，有的低声交谈。

郑和美的发正如徐文华所料，条理清晰，辞锋利。她详细描述了上午村口的“可疑”情形，强调徐文华与槐花的“接近”和“遮掩”，并将核心质疑指向两点：一是二人关系是否正当，二是传递的物品究竟为何。

她的用词不断往“纪律”、“影响”、“思想根源”上靠，试图将一桩偶然事件提升到政治高度。

她说完，理直气壮而又目光灼灼地看向徐文华，等待着他的慌乱或辩驳。

徐文华站了起来。他没有立刻回应郑和美，而是先转向陈书记和旁边的赵叔，微微欠身，态度恭敬。

“陈书记，赵队长，各位同志。”他的声音不高，但足够清晰，带着一种沉重的诚恳，

“首先，我向组织，也向郑和美同志，做深刻检讨。今天上午我这事，办得糊涂，自由主义的毛病犯得严重，给咱们队里添了乱，更给付槐花同志惹了大麻烦，让人家平白背上闲话。

我做事只凭一时热心，脑子里缺根弦，方式方法大错特错。我接受任何批评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