淅淅沥沥的雨，同样打在杨建明的心上。

天已经黑透了。他坐在桌前，面前摊着一张纸，手里捏着笔，一个字也没写。

堂屋里静得很。

媳妇淑珍带着两个孩子在东厢房睡了，他听见她偶尔抽噎一声，像是梦里还在哭。

灶台上搁着一碗红薯粥，从晚饭时候搁到现在，早就凉透了。他喝了一口，胃里直泛酸水，就搁下了。

煤油灯的火苗晃了晃，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黑黢黢的，扭曲变形，狰狞得像个蹲着的鬼，随时要扑过来。

杨建明盯着那张白纸，脑子里乱糟糟的。老丈人走的时候说的话，翻来覆去地在耳边响。

“该认的认，该退的退。别瞒着，瞒不住。”

瞒不住。他当然知道瞒不住。王光辉连五年的账都翻出来了，他那点事，还能瞒住谁？可要是全认了，他这辈子就完了。不认呢？更完了。

搁下笔，双手抱头，趴在桌上。

他想起老家的爹娘。想起小时候，家里就三间摇摇欲坠的土坯房，穷得揭不开锅。而他有四个弟弟两个妹妹，小时候的印象里，每天都是个个饿得直哭的画面。

俗语说，儿多母苦。确实如此。爹在外劳作，娘整日里除了和爹一样在田间地头劳作，还得想尽一切法子给他们弄吃的。

杨建明清楚地记得有两年连续干旱，田间地头几近颗粒无收。连野菜都干死了，更刨不到红薯根之类的充饥。他家孩子多，又个个正值长身体的时候。天天饿得嚎丧似地哭。

娘就拿着镰刀去剜榆树皮，将剥下来的榆树皮晒干，再磨成粉，掺入少量麦麸或糠秕?，做成饼子，有时候擀成粗面条。吃得他肚子鼓胀得像只青蛙，五六天拉不出大便。

娘捡来一截枯树枝，尖的那一头对准他的屁眼，又是戳又是抠又是挑，直到一坨坨黑石头滚出来，肚子才松快。

娘又让他去爬树，被太阳晒得蔫吧的榆树叶子、柳树叶子、桑树叶子……

最难吃的仍是榆树叶子。将榆树叶子晒干了，用碾子压成面，蒸饼子吃。一个绿色的饼子，吃起来比黄莲还苦。

可相较于饿的两眼昏花，浑身酸软，还是强行将饼子咽下去，让饿得火烧火燎的胃和苦饼子去较劲。

好不容易赶上个丰收年，家里有粮食吃了，娘又道，“建明啊，你是老大，把碗里的粥分给弟弟妹妹们。他们还小。”

杨建明就分。即便自己饿得肚子咕咕叫，他也不敢吭声。

娘的孩子密，弟弟妹妹一个个争先恐后地蹦出来，先是三个弟弟，然后是两个妹妹，最小的是四弟。

他十六岁那年，四弟才三岁，发高烧。所有的土法子都试过了，锅底灰加黄表水都喝了三碗，仍不见好。爹娘抱着四弟去镇上的卫生所，大夫说来得太晚了，吃药怕是不行，得打针。

可爹娘拿不出一分钱。两人跪在卫生所的硬泥地面上求大夫，大夫直摇头。开了一小包药，说不要钱，但能不能医好，就不关他的事了。

回到家后，不等吃药，四弟已经不行了。强行把药灌下去，小小的人儿直翻白眼，“哇”地一声，将吃下去的药全吐了。

娘抱着四弟哭了一夜，第二天人就没了。爹蹲在门槛上，一句话也没说，手里的旱烟一口接一口地抽。

杨建明站在门口，看着娘哭，看着爹抽烟，心里头像被人挖了一块。他想，要是家里有钱，四弟就不会死。

十六岁的他，立志，以后，他一定要有钱，要有很多很多钱。这样，他就不用挨饿，更不会让弟弟无钱医治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