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娘娘回来，是隔天的事。

沈酌那天正在账房誊识字房的月册——换了新规矩，识字房一月一报，报给寿康宫，再由她核了存档。她誊完三行，门口小太监探头进来：“姑姑，裴娘娘来了，说要见您。”

“哪个裴娘娘？”她笔没停。

“就是……”小太监压低了声音，“冷宫出去的那位。昨儿夜里到京的，带了四口大箱子，今儿一早递了牌子进宫，先往寿康宫去留了几句话，就转到账房来了，说是要见账房的姑姑。”

沈酌把笔搁下了。冷宫出去的，裴明玉。大半年了，她自己递条子放归，销名出宫，说要往南边去，看看别处的蚂蚁是不是也这么过日子。她批了，送她到夹道口，看她背个青灰包袱，走到拐角，没影了。说好记满一册子，回头捎一本。她当时只当是句客气话——出了宫的人，天高地远，谁还记得一个账房姑姑。

“请进来吧。”她说。

裴明玉进来的时候，沈酌已经站起来了。她先是看见那身衣裳——青灰的，料子比从前好，洗得干干净净，压得平平整整；再看见那张脸，晒黑了些，眼角多了两道细纹，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头上还是那根素银簪子。她站在门口，笑吟吟地看着屋里，像在看一间阔别多年的屋子。身后廊下停着箱子，她摆摆手，让人先抬去了偏屋，才抬脚进门。

“姑姑。”她说。

“坐。”沈酌把桌上摊开的册子拢到一边，给她倒了杯水，“大半年。走了这么些日子，晒黑了。”

“南边的太阳毒。”裴明玉坐下来，接过水，没急着喝，“我出城那会儿，城门口的柳树才抽芽；回来一看，叶子都黄了一圈。”她说着，四下看了看，“账房还是老样子。”

“册子挪了两回，墙还是那堵墙。”沈酌说，“你呢？这一路，走到哪儿了？”

“走到头了。”裴明玉说着，从袖里掏出一本册子。蓝布包皮，边角磨得发白——跟当初那本一模一样，只是厚了一倍。她把册子放在桌上，推过来：“说好给你捎一本。捎到了。”

沈酌接过来，翻开。头几页跟从前一样，记的还是蚂蚁：南边的蚂蚁，比墙根底下的勤快，天一亮就出窝；下雨的，往高处爬；晒干沟的，排着队过。她记的还是那个记法，几号、几只、从哪边来、往哪边去，一笔一划，跟记工单似的。可越往后，蚂蚁越少，字越多，记的不再是虫蚁，是人。

有一页写着：三月初九，浦口。码头上的女人扛大包，卸完了一船，蹲在墙根底下一人分几个铜板。有个年纪小的，数错了，数了三回，最后拿手指头一个个点着数，点对了，才咧嘴笑。

有一页：四月十二，金陵。城西有一家女馆，门脸不大，先生姓胡，是个四十来岁的妇人。收的女娃，大的十一，小的六岁，束脩按季收，穷的不收。屋里摆了七八张凳子，凳子上坐得满满当当，后头还站着两个。

有一页：五月初五，杭州。西湖边上有一处女学，屋是祠堂改的，请了三个先生，学生四十几个，能背《千字文》的不下二十个。先生里头有一个，是宫里出去的，会说官话，教得也严，学生背错了，罚抄三遍，一个字不许少。

有一页：六月初二，扬州。花市后头的巷子里，有个替人写信的摊子，摊主是个妇人，念信、写信，一次三个铜板。我去时她正替一个老太太给儿子写信，老太太说一句，她写一句，写完念一遍，老太太点头了，才封口。我问她字是跟谁学的，她说小时候在庙里偷听先生讲课，听了三年。

沈酌一页一页地翻。翻到最后一页，墨色淡了，字也少了，只写着一行：八月初十，到京。城门口风大，叶子落了满地。别处的蚂蚁，记满了。

她把册子合上，没说话。屋里有半晌安静，水汽从杯子里升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