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凌晨的电话

1955年2月17日，农历乙未年正月二十五。

台北的夜雨下得像天漏了一样。雨水顺着“大稻埕颜料行“二楼的铁皮檐沟倾泻而下，在巷子里砸出一片白茫茫的水雾。巷子对面那盏路灯早就坏了，整条街黑得只剩颜料行二楼窗口透出的一线昏黄灯光。

凌晨三点四十一分。

电话铃响了。

那是一台黑色的美式拨盘电话，放在一楼柜台后面的墙角，是颜料行对外联系的“营业电话“。铃声在寂静的雨夜里刺耳得像警报。林默涵从床上弹起来的时候，陈明月已经先他一步下了楼。

她穿着一件灰蓝色的棉袄，头发披散着，赤脚踩在冰凉的水泥地上，但脚步快而稳，没有发出一点多余的声音。林默涵跟在她后面，一边走一边把衬衫最上面的扣子系上。

陈明月拿起听筒，没有说话。

听筒里传来三声短促的忙音——这是约定的安全信号，表示“紧急情况，请确认身份“。

她把听筒递给林默涵。

林默涵接过电话，用闽南语说了一句：“喂，颜料行，请问找哪位？“

听筒里沉默了两秒，然后一个女人的声音，带着刻意压低的沙哑，说：“沈先生，江太太要生了，想请你帮忙送去医院。“

这是暗号。

“江太太“——江一苇的妻子。“要生了“——情况紧急，必须立刻行动。“送去医院“——需要转移。

林默涵的手指在电话线上轻轻摩挲了一下。

“好，我马上到。“他说。

挂断电话。

他转过身，陈明月的眼睛在昏暗的灯光下亮得像两盏小灯。她没有问“是谁“，也没有问“出了什么事“——她已经听到了那句暗号，也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江一苇。“林默涵说，声音很轻，“他妻子今晚必须离开台北。“

陈明月的嘴唇抿了一下。她转身走向楼梯，一边走一边说：“我去准备。“

二、襁褓中的零件

江一苇的妻子叫周淑媛。

她今年二十四岁，怀孕八个月，肚子已经很大了，但此刻她站在大稻埕码头仓库的阴影里，腰杆挺得笔直，脸上没有一丝孕妇的惶恐。她的手里抱着一个襁褓——襁褓里的婴儿只有巴掌大，闭着眼睛，小嘴偶尔动一动，发出微弱的哼唧声。

那不是她的孩子。

她的孩子去年冬天流产了。那是一次“意外“——军情局第三处的一次突击检查，特务们闯进江一苇的宿舍，周淑媛在慌乱中从楼梯上摔了下去。

这个婴儿是假的。

更准确地说，襁褓里是一个用棉花和布料填充的假婴，重量和触感与真正的早产儿无异。林默涵花了整整三天时间，用医用纱布、脱脂棉和一块从陈明月旧旗袍上裁下来的丝绸，一针一线缝出了这个“孩子“。

而真正的“货物“，藏在襁褓的夹层里。

林默涵蹲在周淑媛面前，借着远处灯塔的光检查襁褓的封口。他用手指沿着襁褓边缘摸了一圈，确认缝线完好，没有被雨水浸透。

“零件在里面吗？“他低声问。

周淑媛点了点头。她的嘴唇有些发白，但声音很稳：“一苇昨天晚上亲手放进去的。他说——这是最后一批。“

林默涵知道“最后一批“是什么意思。

江一苇提供的“台风计划“核心情报，分为三批传递。第一批是海军演习坐标，已经通过茶道密码成功送出。第二批是舰队编组和弹药储备数据，由苏曼卿在咖啡馆用指甲盖上的记录带出。第三批——也是最关键的一批——是“台风计划“的最终方案：台湾当局计划在1955年春夏之交，以三个师的兵力在金门、马祖一线集结，配合美军第七舰队的部分舰艇，实施一次大规模两栖登陆演习，其真实目的是试探大陆沿海防线的薄弱环节，为后续的“反攻“行动积累数据。

这份方案的全部内容，被微缩在十二张指甲盖大小的胶片上。十二张胶片，每张上面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几千个肉眼几乎无法辨认的字。这些胶片被封装在特制的防水胶囊里，藏在了襁褓的夹层中。

“一苇呢？“陈明月问。她站在仓库门口，透过门缝看着外面雨中的码头。

“他不能来。“周淑媛的声音低了下去，“他今晚值夜班，第三处的所有人都在加班。魏正宏下了命令，从今天开始，所有机要秘书的出入都要登记。“